三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也是第一位从实践意义上亲到海外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封建士大夫，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爱国者。在清末封闭、麻木的社会环境中，他冒着众人的讥讽嘲笑，前往被封建士大夫们视为“犬羊之地”的西方，身负“放逐”的骂名，身体力行向西方寻求真理，由一名封建士大夫而转变成新时代的探险者，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追求真理的执著勇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特别是在西学东渐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郭嵩焘对中西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看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保守和落后的一面，主张改革中国政治。他对西方议院制十分推崇，不仅亲临会场，观听辩论，还向别人询问并作详细笔记，将心得写信告诉亲友，上奏朝廷，以期清政府学习西方政治文化，改革中国政治体制。他参观西方监狱等司法机构，对其整洁严明感叹不已。能有此实践精神，实为封建大员中的第一人。
    在经济方面，他一方面了解西方的经济学说，探讨西方经济学理论，一方面实地考察西方的经济发展。主张中国重在发展实业，采矿、冶炼、电报、铁路是中国富强的基本条件。主张中国的民用工业管理向西方学习，认为西方经营管理方式更科学适用。强调以“利民”政策达到“民富”的目的，实际是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这在当时严格的“官本位”社会里，是十分大胆的主张。
    在文化上，反对“严夷夏之大防”，主张世界各民族平等，他的平等主要是指文化发展上的平等，不同的民族、地区的文化或文明水平不是恒久的，是可以变化的。批判了封建士大夫视西方为“夷狄”的错误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政教修明”，文明史也有两千多年，中国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胆略和学识使他在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教育方面，他主张学以致用，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主张多设声光化电等实用之学。迫切要求、呼吁培养涉外人才，加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研究和介绍，使中国人了解世界，跟上世界发展步伐。培养外交人才，让世界了解中国，改变中国愚味落后的形象。总之，使教育文化成为培养中国人文明健康的有效途径。
    郭嵩焘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这与他本人的特殊条件有关。他出身于书香门第，19岁中举，29岁中进士、点翰林，自幼熟读传统儒家典籍，中学功底深厚，又曾投笔从戎，与太平军对垒，做过封疆大吏，又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所以他的经历、见识就非常人可比，就连被尊为封建士大夫典范的曾国藩也称他“芬芳悱侧，然著述之才。”（34）他是二品兵部侍郎，曾做过巡扶，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和郑观应等人是无法同他相比的；虽然林则徐的地位略高于他，但林则徐的思想没有他那么系统，在文化上的建树也不多。由于他完全是按照封建社会入仕的程式跻身于士大夫阶级上层的，所以亲朋故旧、学友师长、姻亲乡党遍布统治阶级各个方面，朋僚中有推举他的，也有诋毁他的。在清末半个世纪中的著名人物大多与他相熟，曾国藩、江忠源、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等一大批朋僚，也有李鸿藻、刘锡鸿等敌手。他的学识、身份和社交等为他提供了施展文化影响的客观条件。
    从主观方面看，郭嵩焘在认定自己的主意后，敢说敢为，不怕人们议论讥讽。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35）他立志学习西方的决心是坚定的，向西方寻求真理，“所以狂骂讥笑侮而不悔者，求有益国家也，非无端自取其声名而毁灭之以为快也”。（36）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他觉得“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之口俱尽，功名无显于时，道德无闻于声，谁复能举其姓名者？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37）这正是他敢言敢为的内心思想。
    郭嵩焘主张“利民”，要求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要求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革；要求改革旧的文化教育内容，提倡学以致用，为近代教育改革之先声，都是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进步呼声，成为从士大夫转变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38）他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人、身体力行的先驱者，梁启超称他与魏源等人是中国“最能了解西学”的人。（39）郭嵩焘作为率先到西方寻求文化良药的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西学东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注释：
    ①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
    ②《玉池老人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