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于金文中“生称谥”的现象，上文作了不同于时王生称说的另一种解释。但这种解释是否可信，还得视其立论前提的可靠程度有多大，这就是西周是否已有制谥之礼的存在。如果从文献记载来看，这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能否通过西周金文资料求得进一步的证明呢？
    说到金文资料的运用，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是能拿出这样的证据，即那些所谓时王生称的铭文都是在各王死后的下一王世制作的。循此思路，已有学者试图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字体等方面与它器加以比较来论证这个问题（注：彭裕商：《谥法探源》，《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应该说，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但它要达到坚确无疑的程度并不容易。因为依靠铜器类型断代一般只具有相对性，尤其是要从前后相续的两个王世中区别出器物的先后来，更是困难。所以在目前还没有找到其他最佳途径时，仍需要根据有关金文内容的分析，对西周王号是生称还是死谥的问题进行一些符合事理的推论。
    第一，如果说这些王号是诸王生前就有的美名，则数百篇西周金文言及当时在位的王，进行祭祀、征伐、册命、训诰、宴飨、赏赐等诸多事宜时，就应该使用这些生时就有的美称，才符合作器者感恩戴德、“对扬王休”的意旨。可事实上除上举数器外，几乎全都以“王”或“天子”相称。这与时王生称说所界定的内涵是相抵触的。也许有人会说，时王虽有美称，但也有特定的使用场合，并非任何作器者都能任意使用，有如通常对贵族只称字而不随便称名一样。但如厉王自作的胡钟、胡簋，应该可以自用美称，结果也只称私名“”（胡）和政治身份“王”，不用郭沫若认为具有善美之意的美名“厉王”。由此看来，王号生称既然没有普遍性，则赋予它美名的内涵也就失去了意义，倒不如以死谥求解王号来得便当。
    第二，在西周铭文中有述说先王功烈并言及时王者，按时王生称说则无论先王还是时王都应以王号相称，但实际情况却是在述说先王功烈时称王号，而一旦说到时王就称“王”或“天子”。如何尊说作器者何的父辈曾服事文王，则何距文王时代必不甚远，铭中又说“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而营建成周为成王时事，知此器作于成王时，时王为成王。但铭文称时王只称“王”，并不以美名成王相称（注：在文献中，与成王有关的《尚书·洛诰》、《顾命》等篇均有成王诰辞，也只称“王若曰”或“王曰”，而不以“成王”相称。《顾命》记成王刚死时以未“临葬而谥”，也只称“新陟王”。至于《酒诰》篇首古文马、郑本及今文三家虽有“成王若曰”之语，却与《尚书》文例不合，且与《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实为一篇”，都与周公训诰殷遗民的主旨相违。这个“成”字，或如马融所说为“后录书者加之”，并非生称。）。尤其是史墙盘列举自文王到穆王诸位先王的功业时都称王号，到称颂时王时却没有依其文例称“恭王”，而是换成“天子”这种称呼。固然，在金文中也有前称王号后称“王”或“天子”的情形，如上引趞曹鼎即是，这说明称“王”或“天子”与称王号具有同等的意义，倒是不存在所谓大不敬的问题。然而，时王既有王号，前文未作交待，就直接使用“王”或“天子”这种通称，总存在语义不明的问题。如果没有王号应为死谥这一特殊原因，古人为文恐不致于出现如此明显的疏漏。
    第三，在簋和长盉二铭中，穆王均凡三见，以“穆”字有重文，实为穆穆王。为何有这种“穆穆王”的称呼？唐兰认为：“周朝人在生前就分出昭穆的辈次，那么，穆王的辈份是穆，因而叫做穆王，又叫做穆穆王。”（注：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原载《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又见故宫博物院编《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按照唐氏的意见，既然康王以后是按辈份来作王号的，称穆王则辈次已明，何烦又更增一字叫做穆穆王？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这个穆王前的“穆”字正表明穆王已死，谥以穆王的神主在宗庙中已正式排在穆位，故制器者在追述前事时作此特别交待，并非穆王还可生称“穆穆王”。师鼎有时王称“朕皇考穆穆王”之语，正表明“穆穆王”是其死去的父亲，穆乃死谥而非生称。又鲜簋铭云：“惟王卅又四祀，唯五月既望戊午，王在京，褅于昭王。”李学勤考证说：“当时的周王既然祭祀昭王，自然比昭王更晚。考虑到鲜簋的形制纹饰尚有西周早期遗风，它的年代不会太迟，唯一的可能便是穆王三十四年。”（注：李学勤：《鲜簋的初步研究》，见《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本铭中的时王虽为穆王，却也不生称穆王。这表明穆王也好，“穆穆王”也好，均为死谥而与生时美称无涉。
    颂，那么时王有美名为何不予言及？ 在西周王权尚未下移的时代，对诸侯美名的尊称居然优先于对时王美名的提及，这是不近情理的。实际情况可能是，“穆公”、“武公”等若为生称，当为私名；若为死后追称，当为谥号，并不是一个“死称之，生亦称之”的美名可以说明问题的。由于这些器物的制作已入西周中期，当以后一种可能性为大，即铭文是追记前事，其时某王与某公均在人世，但作器时，公已死而王犹在，故某王仍称王，某公则称谥。故此种现象也不足以增加时王生称说的份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时王生称说不仅缺乏可靠的证明，而且在解释金文中诸多文化现象时，总存在这样那样的障碍，于理不顺。杨希枚试图调和王号生称与周行谥法的矛盾，故对此另有新解。他根据春秋初年有贵族以字为谥的事例，进而提出：“周初诸王生称谥应由于诸侯以字为谥之制，致生时尊字同于死谥，从而不能据此而否定周初存在谥法之可能性。”（注：杨希枚：《论周初诸王之生称谥》，《殷都学刊》1988年第3期。）应该说，周初可能已经实行“幼名，冠字”的制度，只是这方面的文献材料保留得比较少，我们对当时的周王及诸侯名与字的情况确实知之不多，但偶有知见者，却并非以字为谥。如《史记·晋世家》说：“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虞为晋国始封之君，未见以其字“子于”为谥。又《汉书·地理志上》说：“故滕国，周懿王子错叔绣所封，三十一世为齐所灭。”颜注：“《左氏传》云‘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文王子’”，知此云“懿王子”是“文王子”之误。据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说：“绣，名也；错，字也。古人连言名字者，皆先字后名，故称错叔绣。”错叔绣为第一任滕侯，也不以其字“错”为谥。又《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索隐按：“牙是字，尚是其名”。姜尚为齐国始封之诸侯，同样不以字为谥。即便是春秋时期，“诸侯以字为谥”也不是通例，如晋文侯名仇字义和（注：《尚书·文侯之命》：“父义和”，孔疏引郑玄注：“义读为仪，仪、仇皆匹也。故名仇字仪。”），也不以字而以“文”为谥。可见“诸侯以字为谥”并不是周初一直就有的定制，更不要说由此推论周初诸王亦以字为谥是否可靠了。
    总之，以西周王号为死谥而非生时就有的美名，可能更接近事实。西周列王最早的谥号或始于文王。《史记·周本纪》说：“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这在金文中也有反映。如天亡簋说“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知时王必为文王之子周武王。铭文称武王死去的父亲为文王，则文王当为谥号。另有六处言及武王却均以“王”相称，有时还在“王”字前加上有关颂词，如“丕肆王”意即伟大正直的王，却偏偏不用武王这一美名，这恐怕不是一种无意的疏忽。大家知道，西周金文人名的体例相当谨严，如令彝中明保受命“尹三事四方”后则称“明公”，宜侯矢簋中的虞侯矢被徙封“侯于宜”后则称宜侯矢，班簋中的毛伯“更虢成公服”后则称毛公。公、侯的情况尚且如此，对周天子的称谓恐怕更不会率尔操觚。是知武王生时没有武王这样的美名，武王之称亦当为谥号。至于利簋有生称武王的行文，那也只是因为器铭为武王死后制作使然，有如《尚书·牧誓》本文称武王为“王”，后世书序却说“武王”与商纣“战于牧野，作《牧誓》。”以此观之，周代谥法早在武王克殷前后即已创制，不会晚兴于共懿以后，遑论迟至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