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谥法起源问题的探索中，还有学者试图对其原始形态进行研究。1945年屈万里发表《谥法滥觞于殷代论》（注：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5年。）一文，认为“谥法之成为定制虽晚，而谥号之发生实始于殷代末年。”他说，殷代王公以日干为庙号，乃出于后人避讳所追命，然日干数量有限，积世既久则不免重复，于是又追加名号以相区别，其中与先王行迹相符的特号，如武丁、武乙、文武丁之类，即为“谥法滥觞之始”。近来亦有学者认为，周初谥法已进入成熟阶段，而“谥法的兴起应上溯到晚商文丁之时”（注：彭裕商：《谥法探源》，《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 这些看法实际上是把殷人的日名制与周人所行的谥法并为一谈，看成源与流的关系，同样是值得讨论的。
    殷王的日名，是其身后所选定，并以此作为先王的讳称，从这一点来看，确实与谥法很相象。然而，把殷人的日名制视为谥法的前身是否合适呢？这里有必要把殷人的日名制与周人的谥法作一简单比较。
    其一，殷人的日名制重心在日干，所以同一人在不同情况下即使称呼不尽相同，但日干始终保持不变，如商王武丁，后王可称父丁或祖丁，文丁时又得武丁之庙号。而周人谥法的重心则在谥字，故文王、武王可省称“文、武”而涵义未变。
    其二，殷人的日名为其身后所卜选，主要用以确定祭祀的吉日，并作为对死者的讳称。而周人的谥号虽同为死者的讳称，但与祭日无关，其谥字最初主要用于对先人功烈的颂美，后来渐寓褒贬于其中，是个人“行之迹”的政治象征。
    其三，殷人日名之前有些区别字，如雍已之“雍”、羌甲之“羌”、盘庚之“盘”等等，义究何指，尚未确知，但后期有些区别字如文、武、康等则明显带有褒美之意，故有学者认为这已具备谥法的基本特征。但谥法的谥字对直系血统来说是专称，不得重复，如武王之“武”只施于姬发，其他周王若再称武王不仅造成称呼上不可避免的混乱，而且使谥法失去意义。但殷人的日名却不一样，同一个“武”字，既可用来褒称武丁，也可作用来褒称武乙，还可用来褒称文武丁（文丁），已经是一种泛称了。正因为如此，武丁之称不见于下一王世祖庚之时，却可以到后来文丁时才出现，这与周人“将葬而谥”也是有区别的。
    从以上几方面来看，殷人的日名制与周人的谥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区别，不好把殷人的日名制视为谥法的前身，或把殷代晚期略有变化的日名制视为谥法的形成阶段。二者虽同为易名之典，但其实质性的区别不容忽视。自孔子说“周因于殷礼”之后，人们更多注意的是殷周文化的传承性与同一性一面，所谓“损益”方面似乎微不足道。实际上，殷周文化在某些观念上有接近的一面，并不全是前后相因的结果，有的应是并行的两种文化互相影响所造成的趋同性，恐怕不好单用源流关系来加以解说。以日名制与谥法的关系而论，也应作如是观。我们说日名制不是谥法的前身，并不仅仅着眼于二者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在入周以后，谥法已兴，而日名制仍然保留下来，与谥法并行于世。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作为殷遗民的微氏家族一直使用日名，如见于史墙盘的有乙祖、祖辛、文考乙公等，而作器者史墙死后又被其子讳称为父丁。可见直到共懿时期殷遗民仍沿用其身后以日干易名的习俗。又如伯家族也有辛公、乙公、甲公诸日名（注：《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伯诸器》，《文物》1976年第6期。）， 至于其他青铜器铭文上不知族系的日名更是不知凡几，而且远比谥法为盛。就其时间性而言，日名制直至西周晚期也在彝铭中每有所见。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把日名制视为谥法的前身或谥法的形成阶段都是不够妥当的，因为它既产生于谥法行用之前，也流行于谥法方兴之后，不存在时间上前后相续的情况。正确的理解可能是，日名制与谥法是内涵不同两种易名之典，前者为殷人之俗，后者为周人之制；入周以后，两种文化在平行发展的同时，亦有交汇，族姓上的区别逐渐失去意义。如西周晚期的攸从鼎称“朕皇祖丁公、皇考惠公”，表明同一家族也不妨将两种易名之典交互使用。这种情况也见于文献记载，如《史记·宋世家》、《齐世家》即是。总之，谥法是周人的创造，虽有可能受到殷人的日名制的影响，但与日名制并不构成一种源与流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看法认为谥法兴于周初，还是可以信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