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前面说西周王号应为死谥而非生称，以消极论证居多，总嫌力度不够。现在，我们不妨再使用金文中难得的积极证据来说明西周已行谥法的问题。兹列举以下四例。
    （一）子议父谥例。班簋铭末有这样一段话：“班非敢觅，唯作邵（昭）考爽益（谥）曰大政。”铭中的“益”字，诸家均隶定为“谥”，但释义各有不同。一种意见以郭沫若为代表，谓“谥，号也。言班非敢有所希冀，谨作昭考之祭器，名之曰大政。”（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6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2页。 ）此说以谥为号（确切地说是名号）虽亦可通，但要说“大政”这个名号属于毛班为其昭考所作的一个祭器，似显牵强。因为祭器之名，有鼎有簋，曰鬲曰甗，不一而足，却从未见过有名为“大政”的这种祭器。循名责实，也无从知道“大政”是一种什么样的祭器。郭氏不愿意把“谥”与“行之迹”的谥号联系起来，自然与其坚主时王生称说有关。另一种意见以唐兰为代表，他说：“班不敢隐藏，这做昭考明谥，称为‘大政’。”“这是毛伯班为毛公加的谥。”（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348、354页。）以“大政”作为毛班之父的谥号，我以为与铭文记述的内容是十分契合的。从文义上来说，所谓“大政”当意味着死者在政治上有很大的业绩可述，始堪此称。铭文中的毛公代替虢城公的职务，屏卫周室，成为四方的表率，尤其在“三年靖东国”的战争中，“广成厥功”，被子辈视为型范而备受尊崇。可见毛班要求以“大政”作为毛公的谥号，的确名副其实。这是文献中习见的一种二字谥。班簋作于穆王时，铭中加谥的毛公为毛国之君。可见西周中期已有姬姓诸侯死后制谥之事。
    （二）名、谥俱见例。在西周金文中，偶有同一人物生时之名与死后之称均可知见的事例，这对我们考察西周有无谥法很有帮助。1974年陕西扶风强家村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师臾钟、即簋、师鼎与传世的师望鼎等为虢氏家族几代人先后铸作（注：吴镇烽、雒忠如：《陕西扶风强家村出土的西周铜器》，《文物》1975年第8期。）， 所涉人物的生前之名与死后之称多有不同。兹引有关铭文即知：
    （三）夫妇同谥例。五年琱 生簋铭中召伯虎称“我考我母令”，六年琱生簋召伯虎却云：“亦我考幽伯幽姜令”，这种称谓上的变化耐人寻味。召伯虎在后一铭中称父母为“幽伯幽姜”，这里的“幽”字不会是名或字，因为夫妇名或字相同的机会不多；而且也不可能是国族名，因为召伯虎的父亲其国族名亦应称“召”。这种现象恐怕只有用妻从夫谥的古礼来解释才比较适宜，且依上文“幽叔”例，幽为谥字，则此“幽伯幽姜”必为谥号无疑。“召伯”死而谥幽，则其妻为姜姓之女，自可从其夫谥称为“幽姜”。如果“幽姜”当时也已故去，以此相称自然合宜；即便当时“幽姜”依然在世，也可以夫谥为号，此与春秋时晋怀公死，其妻称“怀嬴”为例正同。它如梁其簋称“皇考惠仲、皇母惠”，颂鼎称“皇考恭叔、皇母恭姒”，师趛鼎称“文考圣公、文母圣姬”（注：罗振玉编《三代吉金文存》4·10·3，中华书局，1983年。）等，都属于这种情况（注：笔者按：周代妇女除普遍以夫谥为谥外，也有不与夫同谥的，如鲁桓公夫人为文姜，鲁庄公夫人为哀姜，金文如蔡姞簋云“尹叔用妥多福于皇考德尹惠姬”，均其例。）。以上数器多为西周晚期物，表明此时妻从夫谥已相当流行。
    （四）异姓诸侯有谥例。乖伯簋有云：“用作朕皇考武乖几王”；录伯簋亦云：“用作朕皇考釐王宝簋”。西周时期非姬姓国之诸侯在其境内亦可称王，乖伯称其父为“武乖几王”，录伯称其父曰“釐王”，均为其证。关于乖伯簋中“武乖几王”前三字的含义，杨树达认为是“以三字为谥，犹卫之叡圣武公，齐之武灵公也。父谥曰乖，而乖伯以乖为族，隐公八年《左氏传》所谓为谥因以为族者，有如春秋时宋之戴氏桓氏矣。”（注：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75-76页。）其说可从。而录伯簋中“釐王”之“釐”后世多为谥字，当与乖伯簋同例，亦为谥号。此二器为穆共时物，表明到西周中期一些非姬姓国之诸侯，亦仿周礼，死后以谥号易名。
    以上事例为西周已行谥法提供了积极的证据，也间接支持了西周王号为死谥的结论。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西周已行谥法，但它还只是处在初创阶段，因而具有一些不同于后世的特点。
    第一，西周谥法的行用，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扩展过程。先是自文王以来，周天子一直有谥，所谓文、武、成、康诸王号均可作如是观。而当时的王室重臣或诸侯卿大夫却鲜见有其谥号。如在小臣单觯中“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禽簋称“周公谋”，周公是生称，而邢侯簋称“作周公彝”，沈子也簋称“作裸于周公宗”，表明周公旦无谥，死后亦称周公。《国语·周语上》有“周文公之《颂》。”韦注：“文公，周公旦之谥也。”前此郑玄也说：“周公封鲁死谥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谥曰康公”（注：《诗谱·周南、召南谱》。），均属附会。 又如鲁侯鬲，据陈梦家研究为鲁炀公熙所作祭享伯禽之器，铭称“文考鲁公”乃指鲁公伯禽（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是知伯禽无谥。这种情况在周初并不鲜见。 但自西周中期穆王开始，诸侯、卿大夫死后制谥的情况就逐渐多起来了。前举毛班为其父制谥曰“大政”，虢季家族中师谥宫公、师望谥幽叔、即谥德叔，均为其证。不过，尽管西周中后期谥风日炽，也远未达到春秋时期那样普遍的程度，故金文所记作器者，称其父祖谥号者仍不多见。
    第二，西周谥法的行用，与贵族爵称的关系并不紧密。《礼记·郊特性》云：“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这是说谥法与爵位有关，有爵当有谥，无爵则无谥。所以有学者说：“谥是周代大夫以上贵族有爵者死后命名的一种称号”（注：杨希枚：《论周初诸王之生称谥》，《殷都学刊》1988年第3期。）。 班簋铭云：“王令毛伯更虢城（成）公服”，这位虢公的官位既由毛伯承继，此时应不在人世，故可称其谥号曰虢成公，与春秋时称郑庄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等同例，表明谥与爵称是相依相伴的。只是西周谥法初创，有无爵称并不成为制谥的必要前提。此外，还有以字为谥者， 如前举虢季易父即是，并有称伯走父、叔硕父、叔猒父等。凡此表明西周作为谥法初创阶段，尚未形成固定的规则，所谓谥法与爵称的统一尚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第三，西周谥法的行用，初为追美先人的讳称，后来渐寓善恶褒贬于其中，更增加了它的政治含量。周初文、武、成、康以美谥成份居多，其后昭、穆二王或为平谥，晚期厉、宣、幽等谥号，善恶褒贬已明寓其中了。童书业曾归纳西周、春秋史事说：“谥为幽者，盖非令主，且不得其死。周幽王见杀于犬戎而王其国，鲁幽公被杀，郑幽公为韩人所杀，晋幽公淫妇人为盗所杀，楚幽王时楚大乱，曹幽伯被杀，赵幽缪王亡国。谥为‘厉’者，皆有昏德或不终者，周厉王放于彘，齐厉公暴虐见杀，宋厉公杀君自立，晋厉公被杀，秦厉公时国亦不宁，郑厉公见逐，陈厉公淫乱见杀。”（注：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附录《周代谥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这种情况有如郑樵所说：“生有名，死有谥。名乃生者之辨，谥乃死者之辨，初不为善恶也。”“成周之法，初无恶谥，谥之有恶者，后人之所立也。”（注：《通志·谥略·序论》。）当谥号一旦寓有善恶褒贬之意，就不仅仅是为了以谥易名，以讳事神，而是真正与被谥者的行状联系起来了，也更符合“谥者，行之迹也”（注：《逸周书·谥法解》。），“死者以行为谥”（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样的制谥原则，赋予了谥法在规范统治者政治行为方面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