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事记讲义》的思想倾向
    《大事记讲义》卷1的三篇“序论”， 集中反映了吕中的治国思想。在正文大事的“讲义”中，则分别反映了吕中的治国思想。将二者合起来看，我们即可窥知吕中的思想倾向。
    吕中说：“国之修短，当观其治体；治乱，当观其制度；强弱，当观其国势”。故作《治体论》、《制度论》、《国势论》三篇冠于书首。
    在《治体论》中，吕中说，得天下要靠三者：“民心”、“军心”、“士大夫之心”，为天下患者有四：“外戚”、“宦官”、“藩镇”、“权臣”，因此，“宽”当施于前者，“严”当用于后四者，如此谈论“宽”、“严”，其说似是而非。他认为，“宽者，仁意浃洽之谓，严者，纪纲整肃之谓，仁意之与纪纲二者并行而不相离，则不待立宽严之的而治体固已定矣。”他说，宋朝治体之所以远过于汉、唐，“盖其仁意常浑然于纪纲整肃之中，而纪纲常粲然于仁意流行之地”。
    在《制度论》中，吕中认为：“善革弊者，非必尽变前人之法，不过修举其大纲，而节目随之。不善革弊者，必尽变前人之法，往往纖（chèn）悉于其小而阔略于其大”。他将宋太祖推崇为前者，而以王安石为后者：“国初继唐末五代之后，此正制作之一机。而我太祖创法立制，不务名而务实，不变其法而变其意，一转移之间，事体顿异矣。”“熙丰大臣所谓不务革其弊而欲变其法者也。”“国初继唐末五代之后而且不尽变其法，熙宁继嘉祐、治平之后，乃欲尽变其法，何其思虑之不详辨耶？盖我艺祖之法，则修举其大纲而阔略其节目者也；安石之法，则纖（chèn）悉于节目而阔略其大纲者也。至元祐时，又欲尽变熙丰之法矣。熙丰之变则在所当变，而必欲尽变之，则又过矣。”“国初惟不尽变前代之法而惟变其意，所以为一代凭借扶持之地。熙丰惟欲尽变祖宗之法，元祐惟欲尽变熙丰之法，所以激而为绍圣以后之纷纭。”吕中对北宋政治演变进程的上述论述，无疑是有一定启迪意义的。
    在《国势论》中，吕中承认，宋朝的国势不若汉唐，其缘由是：“盖我朝北不得幽蓟，则河北不可都。西不得灵夏，则关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为强，通漕以为利。此国势之弱一也。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郡县太轻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尽关于上而迟重不易举。此国势之弱二也。以科举程度而取士，以铨选资格而任官。将帅知畏法而已，不敢法外以立功。士大夫知守法而已，不敢法外以荐士。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拂膺，此古今儒者之所同病。而以朱墨为法，以议论为政，又本朝规模所独病。此国势之弱三也。故其始也，虽足以乩天下之异志，终也，不足以弭夷狄嫚侮之骄心。”他又说：“庆历以前，在外之国势似弱，而在内之国势实强，熙宁以后，在外之国势似强，而在内之国势已弱。”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王安石进用小人，“故治体以坏，制度以变，国势以衰”。
    从这三篇序论可以看出，吕中主张，治国须仁意与纪纲并行，革去弊政宜度其意而不变其法，而国势之强弱则主要在于君子小人之进退。从序论与子目可以看得很清楚，吕中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是深恶痛绝的，认其为北宋灭亡之祸始。
    在子目中，吕中立有“周廉溪之学”，“邵康节之学”，“张横渠之学”，“崇道学之臣”，“二程之学”等题，推崇理学之情，跃然纸上。刘实甫在序中即说：
    尝拜观艺祖皇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对曰：“道理最大。”此尧舜之问、稷契之对也。我朝所以理学者，其论已兆于此。而国家延续之休所以超轶汉、唐者，徒恃有此义理耳。舍义理而言治，非知者言也。此书之作，其有本乎。
    所谓“有本”，很显然是指吕中服膺理学，以理学思想为指导。刘实甫序中，首引同舍生语，说《大事记讲义》是“止斋、水心之徒以其师讲贯之素，发明我朝圣君贤相之心”，指吕中为陈傅良、叶适之门徒，从序论看，恐不尽然。刘实甫本人说吕中有理学之本，当亦不以同舍生语为然耳。
    五、《大事记讲义》的价值
    《大事记讲义》是南宋的书院讲本，据该书目录之后的案语云：“吕府教授，旧游庠序，惯熟国史，因作监本资治通鉴，摘其切于大纲者，分为门类，集为讲义。场屋中用之，如庖丁解牛，不劳馀刃。昨已刊行，取信于天下学者有年矣。”由此可知，吕中的讲义是用于学校，为应付科举考试的，且有实效，享有多年声誉。
    作为学校中的讲本，《大事记讲义》既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对于北宋历史的一般看法，同时通过讲授，又能够影响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对北宋历史及当代历史的看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元人编《宋史全文》一书，常引《大事记讲义》之语，大多数引作“吕中曰”，但亦偶引为“《讲义》曰”、“《大事记》曰”。如《宋史全文》卷3 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作“《讲义》曰”，卷4 淳化三年七月乙巳作“《大事记》曰”。《宋史全文》的引用，反映了元人对《大事记讲义》的重视。
    然而，近代以来，对《大事记讲义》一书多有忽略。台湾编《宋史资料萃编》共4辑，至第4辑方选入此书影印出版。而介绍宋代基本史料时，也极少提及此书。这实在令人遗憾。因此，特地对此书进行专门研究，以发掘其价值。本文是开篇之作，初步探讨，抛砖引玉，尚希指正。
    在笔者看来，《大事记讲义》一书，至少有三项独特的价值。
    第一，此书可作宋人编的当代史看，可约略了解北宋政治的大概面貌。
    第二，通过此书，可以了解宋人尤其是南宋人是如何看待北宋历史的。这对今天研究北宋历史，是有启发和帮助的。
    第三，本书是为应付当时的科场而编，从本书内容可窥知当时科场所询及北宋历史的大致内容。
    要之，《大事记讲义》一书，是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史料。此书应当列为宋史研究的基本史料之一，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优先整理、点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