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曹聚仁先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中曾感叹道：“古有‘左昭右穆’之说，何以要昭穆分明？就没有一位说《礼经》的人说得明白了。”[1][P261]或许正因为如此，在郭克煜等先生新著的煌煌巨著《鲁国史》[2]一书中，对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国几乎所有的社会制度，诸如官制、田野制度、田赋制度、宗法制度等，均言之颇详，惟独只字未提鲁国的昭穆制度，窃疑盖由可征信的史料太少，故暂付之阙疑。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态度，诚不失为学之道。然掩卷之余，毕竟有些遗憾。今笔者不惜“伤其手”，愿“代大匠斫”，兹对鲁国的昭穆制度做一蠡测，不当之处，祈请博雅君子不吝教正。
    笔者认为，欲得鲁国昭穆制度之真谛，首先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定位问题。一个是鲁闵公、鲁僖公兄弟相继为君的昭穆异同问题，另一个是鲁国的始封之君的为昭抑或为穆的问题，兹先谈第一个问题。
    关于鲁国自分封建国以来宗庙的昭穆排列次序，因经史无明文，不得详闻。惟有《左传》与《国语》透露了一些有关鲁国的昭穆情况。《左传》文公二年载：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尊僖公，且明见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是以《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诗》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礼，谓其姊亲而先姑也。《国语·鲁语上》也记载了这件“逆祀”的事，记叙较《左传》为详，曰：
    夏父弗忌为宗，蒸，将跻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为宗伯，明者为昭，其次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齐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犹恐其踰也。今将先明而后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汤，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蒸也，未尝跻汤与文、武，为不踰也。鲁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无乃不可乎？”弗听，遂跻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顺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顺不详，以逆训民亦不详，易神之班亦不详，不明而跻之亦不详，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无殃乎？”
    这里，《左传》和《鲁语》所谓的“跻僖公”，就是在祭祀时，把僖公的神主的位次升于闵公上面。闵公和僖公是兄弟关系，《史记·鲁世家》谓闵为兄，僖为弟；《汉书·五行志》则说僖公是闵公的庶兄。无论谁为兄谁为弟，从《传》文来看，依当时的礼制，闵公的神位应在僖公之上，从《国语》的文字来看，则跻僖公一事，不惟享祀的位次变了，闵公与僖公的昭穆次序似乎也变了。对这段牵涉到鲁国昭穆制度的史实，后儒有不同的理解。《周礼·春官·冢人》唐贾公彦疏谈到这件事时说：“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庙，跻僖公，谓以惠公当昭，隐公为穆；桓公为昭，庄公为穆；闵公为昭，僖公为穆。今升僖公于闵公之上，为昭，闵公为穆，故云逆祀也。”而孔颖达本《疏》则说：“礼，父子异昭穆，兄弟昭穆同。僖、闵不得为父子，同为穆耳。当闵在僖上，今升僖先闵，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乱也。”后人于此，议论纷纷。[3]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引曾廉说：“天子诸侯由旁支入继大统者，皆当定为昭穆，虽诸父诸祖父亦然。盖亲亲、尊尊之义两不相蒙，故服制天子绝旁期，无缘复叙亲属。”杨先生云：“此语盖得古昭穆之真谛。”[4][p523]
    曾廉所言是否真如杨先生所说“得古昭穆之真谛”呢？我们认为，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需留待后文讨论。不过《左传》中称夏父弗忌把僖公的位次知于闵公之上为“逆祀”则是对的。据《春秋》载，事隔123年后，到定公八年，又“从祀先公”。杜注云：“从，顺也。先公，闵公、僖公也。将正二公之位次，所顺非一，亲近，故通言先公。”在120多年的时间里，事经文、宣、成、襄、昭至定公，历5代，方将“逆祀”“顺”过来，可见关于昭穆的排列次序在春秋时人的心目中的地位。联系《鲁语》所言，连春秋时专掌昭穆之制的宗伯和宗有司关于昭穆的排列次序都争执不下，后世学者的聚讼不决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贾氏对《国语·鲁语》所载关于鲁国昭穆制度的理解，其昭穆排列次序为“惠公当昭，隐公为穆；桓公为昭，庄公为穆；闵公为昭，僖公为穆”。关于惠公以前，僖公以后的昭穆次序贾氏未排，我们不得而知。仅从所排几代上来看，其中既有“父昭子穆”，如惠公与隐公是；又有“兄昭弟穆”，如闵公与僖公是（且从《史记·鲁世家》），还有“兄穆弟昭”，如隐公与桓公是。至于孔颖达说“僖、闵不得为父子，同为穆耳”，当根据“父昭子穆”的原则，认为其父惠公为昭，其子僖、闵便当为穆，其说兄弟当同昭穆，虽然正确，却系想当然之辞，并非是经过严密的考证而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