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秦宗权的争霸活动失败以后，其余部在孙儒率领下南扰淮浙。钱镠帮助杨行密平定孙儒之乱，收罗孙儒降兵建立了武勇都。武勇都的建立改变了钱镠军队的构成，提高了两浙军队的战斗力。从此，武勇都成为钱镠东征越州、北抗淮南、统一两浙、建立吴越政权的主力部队。但是，武勇都却在徐绾、许再思和陈璋（注：“陈璋”《吴越备史》作“陈章”，此据《九国志》与《资治通鉴》。）的率领下于天复二年（公元902年）、 天祐元年（公元904年）两次发动叛乱， 几乎使钱镠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胎死腹中。而且，武勇都从其建立到后来南征北战、最后发动叛乱，无一不与淮南杨氏政权有关，而与吴--南唐的关系是钱镠建立的吴越国对外关系的核心，是吴越国制定军事外交战略的主要依据。由此可见，武勇都与武勇都之乱对钱镠两浙霸权的形成，影响至为深远。我们知道，唐末战乱中，北方军人纷纷南下，在五代的南方政局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两浙武勇都与武勇都之乱在吴越国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现象，理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武勇都的建立与构成
    对武勇都的建立，各书记载大体相似。《吴越备史》卷四：“及武肃王（钱镠）以宣州降卒隶中军，号武勇都，前后左右皆无赖，……”《九国志》卷五《杜建徽传》：“镠平宣州，以其降卒隶中军，号武勇都，为腹心。”《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唐昭宗天复二年八月条：“初，孙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钱镠爱其骁悍，以为中军，号武勇都。”三书的区别是《吴越备史》与《九国志》认为武勇都“隶中军”，而《资治通鉴》则作“以为中军”。据《吴越备史》与《九国志》，武勇都只是中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据《资治通鉴》，则武勇都本身就是中军。《资治通鉴》的记载可能有误。
    中军即是牙军，也叫内牙军或牙内军，是整个藩镇军队的核心。与此相对的是外镇军。唐末很多外镇军的首领实际上都是趁乱而起的土豪悍匪，根本不受藩帅统辖。江淮地区是唐王朝的财赋之区，唐朝政府在那里驻军不多，但到唐朝末年，为抵御黄巢起义和其他各种“流寇土贼”，土团武装纷纷涌现。杭州八都兵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支土团军队（注：八都兵初建时仅有八都，后扩大为十三都，本文在叙述时为行文方便，一以八都兵称之。），钱镠是八都兵的将领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八都兵并不是一个非常严密的军事组织，不但浙西节度使周宝没有统辖之权，即使董昌与钱镠，虽然名为八都兵的首脑，也不能随意指挥各都都将。如在董、钱征讨刘汉宏的战争中，海昌都将徐及虽然派出沈夏、高彦参战，但只是“以所部见助”（注：《吴越备史》卷一天祐二年九月条。），并非奉令行事。又如成及，“属刘汉宏作乱，与王（钱镠）同事攻讨”（注：《吴越备史》卷一乾化三年六月辛卯条。），可见他的身份也不是镠的下属。而且各都都将往往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如浙江都将阮结，“成疾而卒，年四十六，王以其弟右骑卫将军阮绰领其本部”（注：《吴越备史》卷一龙纪元年五月甲辰条。）。其他如东安都将杜棱任常州刺史后，子杜建徽领东安都；余杭都将、睦州刺史陈晟死后，子绍权、弟询先后领其余部；湖州刺史高彦死后，子高澧嗣职；嘉兴都将曹信、曹圭也是父子二世相袭。这种情况反映了外镇兵的离心倾向，它在钱镠代替周宝成为浙西节度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当然，钱镠也建立了自己的内牙军，其最初兵源当是八都兵中直接受自己统辖的那一部分，然后逐步网罗八都中其他亲近自己的势力。除此之外，他也收编降兵，如利用刘汉宏的降兵组建了向盟都（注：《吴越备史》卷二天福五年夏四月癸卯条。“向盟都”《十国春秋》卷八四《鲍君福传》作“向明都”。）。但是，内牙军的兵力相当有限，钱镠在其霸权形成初期，主要依靠的军事力量仍是外镇兵的八都兵。他先和董昌以八都兵消灭了浙东刘汉宏，后来攻打润州、苏州和常州，同样依靠了杜棱、阮结、成及这些八都将领。这种内牙军弱、外镇兵强的局面直到武勇都加入内牙军后才得以改变。
    据上所述，武勇都与八都兵的区别主要是内牙军与外镇兵的区别。这种区别在钱镠讨伐董昌的战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当钱镠出兵东征时，杨行密深恐钱镠吞并浙东后威胁自己的后方，出兵干预钱镠的军事行动。因此，整个战争实际上是在浙东、浙西两个战场展开的。八都兵在西部抵御杨行密的侵略，杭州西部的一些军镇和苏州落入杨行密之手，苏州刺史成及被俘，只有东安和嘉兴在杜棱和曹圭的坚守下保持完璧。而以武勇都为主的内牙军则担起讨伐董昌的重任。当时在浙东战场指挥作战的除了武勇都知兵马使顾全武和许再思外，还有马步军都知兵马使王球和内衙都虞候方密。从职名看，后两者显然也是内牙军的将领。最后，顾全武不仅成功地征服越州，还一度率兵西进，支援浙西战场，攻克越州后他又挥军北上，收复苏州。由此可知，由于输入武勇都的新鲜血液，内牙军战斗力大增，已经超过八都兵成为钱氏军队的主力。在此后平定婺、衢二州和抵御杨行密入侵的临安之役中，武勇都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武勇都对钱镠军队的影响还表现在它极大地改变了两浙的军队结构，钱镠的军队在名称上开始出现土军客军之分。《吴越备史》卷一：“徐绾作乱，越州客军张洪等疑惧，乃与其党三百余人奔（陈）章，章纳之。”这支越州客军大概是武勇都攻克越州后留驻在那里的军队。
    土军与客军的名称不仅存在于钱镠军中，其他的军队，史书中也有记载，如据《资治通鉴》，黄巢起义时，淮南节度使高骈曾经“传檄征天下兵，且广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万”。胡三省注云：“土兵，谓淮南之兵也；客兵，谓诸道之兵也。”（注：《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广明元年三月条。）又载黄巢进兵关中，僖宗出奔成都后，“（田）令孜宴土客都头”。胡三省注云：“土军，蜀军；客军，从驾诸军。”（注：《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中和元年七月条。）可见，淮南军中的土军是本道之兵，客军是征集的外道兵；成都军中的土军是本道之兵，客军是前来逃难的中央军。而钱镠军中的土客之别是杭州的八都旧部与外来的后降部队的区别。不管是哪一种形式，土客军队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高骈担心客军在镇压黄巢时抢了自己的功劳，把他们遣归本道；在成都，中央禁军的跋扈更是激起了四川黄头军的变乱。在杭州，土客矛盾同样是存在的。早在武勇都刚刚建立的时候，八都将领杜棱就向钱镠提出警告：“狼子野心，棱观武勇将士终非大王所畜，愿以土人代之。”（注：《吴越备史》卷四乾祐三年二月甲午条。）杜棱的同乡、新登人罗隐也屡屡进谏：“敌国之人，不可亲信。”（注：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三《权智》。）但钱镠并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
    尽管如此，钱镠在武勇都指挥官人选上还是费了一番心思。武勇都初建时，两个最高指挥官是武勇都知兵马使顾全武和许再思。许再思是孙儒降将，而排名在前的顾全武既非孙儒降将，又非八都旧部。他来自余姚，是钱镠的心腹将校。除了都知兵马使外，武勇都还设有都监使一职，如《吴越备史》卷一：“顾全武遣上武勇都监使吴璋执（董）昌至而斩之。”上武勇都监使即是左武勇都监使，后人修《吴越备史》，因避忠献王钱弘佐之讳，故改左为上。据此则都监使有左右之分，那么都知兵马使大概也有左右之分。唐末五代以降，都知兵马使逐渐不见于史书记载， 代之而起的是都指挥使。 天复元年（公元901年）顾全武在临安之役中被杨行密的大将李神福俘虏， 钱镠对武勇都的将领作了调整，许再思和徐绾分别被任命为左、右武勇都指挥使，从此武勇都的两个最高统帅全部改由孙儒旧部担任。许再思资历稍深，排名在徐绾之前，只是由于后来的武勇都之乱是由徐绾首先发动的，所以人们常称为徐许之乱，而不称之许徐之乱。
    钱镠与徐绾的隔阂大概也是从临安之役开始的。据说，由于徐绾在战场上并不用命，导致顾全武被俘，钱镠对他渐有厌恶之意（注：《吴越备史》卷一天复二年十一月条。）。钱镠经常使用军队从事劳役。在临安之役后八月，徐绾部下的武勇都将士冒着酷暑在那里整治沟洫，军中怨言弥漫，终于酿成徐许之乱。
    由于徐许之乱是由战斗力强大的武勇都发动的，而且发生在钱镠的统治中心杭州，叛乱又得到了宣州军阀田的支持，它几乎使钱氏霸业毁于一旦。最后，钱镠还是依靠八都旧部才镇压了叛乱。徐、许发难之后，成及建起钱镠旗鼓首先与他们作战。当徐、许攻占杭州罗城后企图趁胜占领内城时遭到了三城指挥使马绰、内城指挥使王荣的有力抵抗。不久东安都将杜建徽和湖州刺史高彦也双双遣兵赴援。成及、杜建徽和高彦都是八都将领，马绰虽属于内牙军系统，但他出身临安都，也是土军的一员。
    综上所述可知，武勇都从其建立到叛乱，土客矛盾始终贯穿其中。后来叛乱虽被镇压，但钱镠军队中的土客结构并未发生变化。乾化二年（公元912年）， 钱镠作家训八条（注：钱文选辑：《钱氏家乘》卷五《武肃王年表》。），内中讲到：“三军父子，土客之军，并是一家之体。”（注：钱文选辑：《钱氏家乘》卷六《武肃王八训》。）而且钱镠军队中还出现了土客诸军都指挥使、土客诸军安抚副指挥使这样的职名（注：《吴越备史》卷一贞明三年春三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