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伐石国及其引发的唐与大食之间的怛逻斯决战，不仅是我国西陲边政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也是中亚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场战争是高仙芝个人的决策失误，抑或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本文所力求探讨的主题。我们认为应该从唐朝岭外政治主权的确立与大食的政治挑战的宏观视野中寻求答案。
    一、石国归唐与唐朝西域政治主权的确立
    石国，一名柘支、柘折、者舌、赭时、赭支。在我国史书中被列入昭武九姓国之一，而所谓昭武九姓，亦即粟特人所建城邦国家。地据药杀水域，乃粟特诸国中方位最偏北的国家。西突厥崛兴，最早发生了王统更易。石国国名的出现就同突厥语有关。突厥语谓石为“tash”，则石国实即tashkend（塔什干）的意译。史载西突厥汗国的第二代君，阿史那波系的泥橛处罗可汗曾统兵西征，攻石国，战而胜之，《新唐书》卷221《石国传》记：“隋大业初，西突厥杀其王， 以特勒（勒乃“勤”之误）匐职统其国。”按隋大业初年西突厥的国君即为泥橛处罗可汗，可知正是此汗在位时期实现了对石国的最初征服，自此石国的王统已由原来的粟特人易为西突厥人。又依突厥制度，“特勤”乃是高层显爵，出任此爵必是王族阿史那氏，其他异姓突厥不能染指，又可进一步推知自隋初石国主已易为西突厥阿史那氏。这时西突厥也建立起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一居龟兹北，其名为鹰娑”（注：《隋书·西突厥传》。）。当时泥橛处罗可汗建牙金山，总摄全境，册拜室点密之子射匮可汗驻鹰娑，另一小可汗即为本系的匐职特勤，由此又可佐证这时的石国已由一个独立的国家沦为西突厥的方面小可汗封疆之一。
    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这一特质固然曾经为之开辟了武功盛世，然而随着其武功的渐衰， 其统治也就结束了。 公元611～612年间，室点密系的小河汗射匮在隋朝的怂恿下起兵伐泥橛处罗可汗，败之，逐之奔隋，一统西突厥全境，进而发兵进攻石国。《隋书》卷83《石国传》记其事：
    （石国）曾贰于突厥，射匮可汗兴兵灭之，令特勤甸（匐）职摄其国事……大业五年（609）遣使朝贡，其后不复至。
    据此可知，西突厥曾对石国进行了两次征伐，第一次是大业初年的泥橛处罗可汗在位之世，第二次是射匮可汗夺取大汗位以后，二者并非一事。然同委匐职特勤主其国政，于理难通。那么，这位匐职特勤究竟是两汗中的哪一个所委派的呢？前引史料又提及这位匐职特勤“大业五年遣使朝贡，其后不复至”。而大业五年之西突厥大可汗犹为泥橛处罗，可知匐职特勤应属泥橛处罗可汗所委，而射匮正以之为仇。可见，新君既立，此匐职必倒台无疑。足证前引史料所记人名有误，但有存在过第二次征伐的记载则是正确的。种种迹象表明，至射匮可汗时期对石国第二次征服以后，所遣监国吐屯已非出自阿史那氏，而是其所辖异姓突厥部落之一，自然也不再拥有“特勤”的尊号，于是改以吐屯为其在王称，这一王称一直沿用于石国归唐以后的大部分时期。
    如所周知，在唐朝前期，包括石国在内的葱岭以西诸国（以下简称岭外诸国）同葱岭以东诸国一样，曾经隶属于唐朝治下。这一历史进程始于西突厥十姓的归唐，完成于高宗显庆二～三年间（657～658）。史载显庆三年（658）， 唐朝于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和龟兹羯猎颠叛乱以后，将安西都护府移治龟兹，并晋级为安西大都护府，作为治理西域的最高军政建置。对于臣属诸国，诸部，悉列置唐朝的羁縻州府。这一羁縻州府制度，体现了华夷一统的原则，实际上仍是实行地方民族自治，中央不予干预的方针，从而赢得了葱岭内外西域各国的普遍支持。因此，唐军进军的范围实只葱岭以东，从未向葱岭以外派遣一兵一卒，却于平定西突厥之日，包括石国在内的河中诸国乃至吐火罗等乌浒水域诸国都主动降唐，将自身国土并入唐朝版图。 正是此显庆三年（658），《新唐书·石国传》出现了以下记载：
    显庆三年（658），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 授其王瞰吐屯摄舍提于屈昭穆都督。
    令人瞩目的是，这位率先降唐的石国王名为瞰吐屯摄舍提屈昭穆。这表明，此王出自西突厥摄舍提部，应是射匮可汗时期派遣进驻石国监国吐屯的后裔，自此，石国的国王实际上已是由原来西突厥委派的摄舍提部的监国吐屯所历代世袭了。与此同年，归降唐朝的河中诸国还有康、安、东安、史、何等国，还有乌浒水域的吐火罗国，至龙朔元年（661 ），唐朝又派遣专使王名远专程赴吐火罗阿缓城，创建乌浒水域十六羁縻州府，总隶于安西大都护府，立碑而归。这意味着唐朝的版图已向西推至乌浒水域，不仅在天山南北，而且在葱岭东西的广大地区都已正式确立了唐朝的政治主权，这是我国政治版图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应当指出的是，唐朝事实上并未向岭外地区派遣一兵一卒，其进军范围，仅西止于葱岭。岭外政治主权的确立，完全是河中诸国和乌浒水域诸国主动投附的结果。当时大食早已基本上占领了波斯全境。这些国家之所以皆共同选择唐朝而不选择大食为其投附对象，显然是慑于大食“伊斯兰圣战”的军事压力，不但内政受其控制，财税任其征调，而且传统的多元文化也难以持续；而选择降唐，却只不过对唐改称都督、刺史，对内照旧自为国王，唐朝既不派兵进驻，又不干涉其内政，一无所失；并具有谋求唐朝政治保护性质，大有所得。而唐朝既然接受了以上诸国的降唐，也就承担了政治保护的义务。这在支持波斯萨珊王朝余裔的抗波斯斗争问题上突出表现出来。本来，初设的乌浒水域十六羁縻州府名单中包括波斯，然至龙朔二年（662）唐朝突又变更册命， 恢复了波斯的国名，并于同年册立仍据疾陵城抗击大食的波斯王子卑路斯为波斯王，并倾吐火罗道其余十五羁縻州府之力予以支持，旨在遏制大食势力的继续北进，与此同时，唐朝又派遣阿罗喊远使东罗马，其目的显然也与这一遏制大食的总体战略有关。这时大食已经进入了白衣大食，即阿拉伯伍麦叶王朝时期，早已巩固了对波斯本土的占领，于呼罗珊创建了总督府，以乌浒水为界，与唐之安西大都护府南、北分疆。这两大军府奉行完全相反的外交政策。安西大都护府是唐朝支持波斯萨珊王朝余裔复国斗争，以遏制大食政策的具体执行机构；而呼罗珊总督府则是大食河外扩张政策的执行者。所谓河外扩张，就是从唐朝手中夺取河中、乌浒水域诸国的宗主权。可见唐朝岭外政治主权确立的同时，也就面临着大食的严峻挑战。整个七至八世纪的岭外政治史，也就是唐朝保卫自身的政治主权与大食向唐朝挑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