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朝维护西疆的斗争是“强权政治”吗？
    历史学既是一种科学，同时也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这里有必要对产生于新生代中个别学者提出的一种谬论作出直接的反应，即唐朝推行“强权政治”说。此说集中体现在王小甫的博士论文《唐朝、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一书中。对此，我本来在《唐代西域史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中论及，此文已发表在《北大史学》第5卷，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却独独删去了这核心部分。论高仙芝伐石国又涉及此说，不得不明辨其理论是非和史实正误。
    请看王小甫是怎么说的：“我们这里想指出的是，正是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构成了七世纪中叶迄九世纪中叶亚洲强权政治史的主要内容”（注：王小甫。唐朝、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引言。）。这一思想在其结语中又进一步重申“七世纪中叶到九世纪末是亚洲大陆上的强权政治时代”（注：王小甫。唐朝、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21引言。）。可见这一表述绝非笔误或枝蔓，而是贯穿全书的立论根本与宗旨所系。确乃我国学术界从未出现过的新提法，或许正是这创新精神所在吧。众所周知，“强权政治”明显是一个贬义词，其语义涵盖面大体同“霸权政治”相近。在西方某些著作中还常以此词作为殖民扩张与殖民统治的同义语使用。王小甫对此情有独钟并不是意在大食，却出人意料地专指唐朝。看来他不仅将唐朝维护西域政治主权的斗争与大食的河外扩张等量齐观，而且尤着重强调“有关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评论的下限定在唐朝在西域最后一个据点--西州陷落的782年，而且， 随着唐朝的退出西域，亚洲强权政治基本上就结束了”（注：王小甫。唐朝、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14引言。）。这意味着他所谓的“强权政治”主要就是针对唐朝。这不仅是一种荒谬理论，也是对历史真相的歪曲。仅以唐朝与大食对待西域的政策而言，就可以发现两国对待所统治的“西域”地区政策迥异。大食初期所在劫掠，后期对非伊斯兰教徒征收入头税，数量很大，但唐朝仅对所治非汉民地区推行不收税，不索畜，不编户齐民，不归户部管理的所谓“羁縻政策”，对所属西域诸部、诸国，推行的羁縻政策，即在唐朝监管下民族、地区自治政策。因而，这一切都显示了中国的儒家文明的特点，而与真正推行“强权政治”的大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当然，“开西域”的行动也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用兵，但汉通西域是为了反击匈奴，唐平东突厥实乃唐与亡隋斗争的继续（隋之末代国君杨政道即处于东突厥卵翼之下），唐平西突厥起因于保卫伊州与收碛外汉人地区--高昌于唐朝治下，进而由于中亚诸国反抗大食而东向投庇，唐朝的版图一度西逾葱岭，及于乌浒水域。这一切皆非志在推行“强权政治”，而是历史演化的自然结果。这绝不是一个提法问题，而是恢复历史真相的问题。任何一个中国学者都不会同意将汉、唐开西域、清定新疆与阿拉伯、俄罗斯的东部领土扩张等量齐观，而是把它视为我国版图形成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多年来都已成为我国学术界公认的准则。上述谬论不仅淆乱了唐代西域史研究，而且歪曲了中国疆域形成史。
    尤为令人不解的是，王小甫博士的立意，竟然由所谓“强权政治”进而推导出一个令人瞠目的结论：“尽管有的突厥人可能已接受了伊斯兰教，但那时同中亚的许多伊兰人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一样，只是运动的先声。所以，只有在西域的强权政治结束以后，中亚才有可能变成本来意义的‘突厥斯坦’”（注：王小甫。唐朝、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22～223引言。）。据此， 唐朝在怛逻斯之战中的失利，在他看来，真是一大幸事。这更已超出了纯学术范畴，具有严重的政治危害性。所谓“本来意义的‘突厥斯坦’”这一词汇虽然多见于外国著述，但我国从来不承认这一概念。这是因为，现今包括今新疆地区在内的古西域，虽然确实以操突厥语民族为主，但并非自古如此。大量考古发现都已证实，操伊兰语的诸族曾占主导地位，其中葱岭以东的今我国新疆地区，更是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混居、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区，不仅伊兰人种，操突厥语诸族，而且还包括操汉藏语系语言的羌人、吐蕃人、吐谷浑人，其中汉人定居西域也达二千年之久，大量的历史文物足以为证。对于这一地区，我国史籍浩繁，早有定名，古称西域，唐作碛西，自清至今称之为新疆。依定名从古从主的原则，理应如此，何以故作不知？西方所谓“突厥斯坦”的涵意就是突厥人的土地，其外延涵盖了我国新疆直至黑海以东，今中亚诸共和国之地，已属一种政治概念，而非界定严格的科学概念。至于所谓“本来意义的突厥斯坦”之词，连国外学者也不见用，因为其分裂主义的政治色彩过于明显了。难道这仅仅是作者超政治、纯客观的学院式研究作风使然？然而，王小甫从未忘记其书的现实政治意义，明确表白：“研究本课题既有学术意义，就探讨我国疆域形成史等内容来说，也有现实的政治意义”（注：王小甫。唐朝、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引言。）。所谓“现实政治意义”，无非指学术著作除了其自身的专业建树外，还理当对当代、祖国和同胞负有现实政治责任。然而其所强调的却是所谓“强权政治结束”，即唐朝衰亡以后，包括今新疆全境伊斯兰化以后，才“有可能变成本来意义的突厥斯坦”。既然如此，它对“我国疆域形成史等内容”，又有什么“现实政治意义”呢？如果有，也只能是负面的，其认同者也许只是少数分裂主义者。王小甫曾在新疆生活和工作过，对这一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并非毫无了解，应当明白这对于渴求稳定的边疆各族人民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你的学术荣誉将以什么样的潜在危害为代价？。
    王小甫之文，每以学风问题的议论终笔。但所谓学风，无非指人文精神的追求。但王小甫恰恰短缺的就是这种人文精神。季羡林师为王著作序，曾谆谆厚望“与外国同行一起逐鹿国际学坛”，岂不就是一种人文精神要求。盼在射其颈首，而非拾其弃腐。然如“本来意义的突厥斯坦”云云，逐鹿者竟以拾腐归，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学风，对此，我不能不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