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皇室一方面着手调集力量平叛，另一方面着手整顿朝纲、强化皇权以便重整河山。这一平叛图强的思想经过唐室肃代二朝的一致贯彻和努力实施，取得很大成效。但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唐室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则未免失之偏颇，尤其是在对平乱中涌现的统兵将帅的处理上，乱事初平，功勋将帅即先后受猜忌或死或被逼反，独郭子仪勉强幸免，其事足值深思。笔者以郭子仪的宦海浮沉为线索，对唐室的平叛图强策略予以考察。
    一、郭子仪的福禄寿考
    郭子仪，华州郑县人，生于武周神功元年（697）， 病故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享年85岁。 他于唐玄宗开元时中武举高等授左卫长史，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凭军功封汾阳郡王，累官至太尉、中书令，平定“安史之乱”功不可没，肃宗曾对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唐纪三十六，至德二载十一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版。）。唐德宗时，因其曾任山陵使（皇陵使），赐称“尚父”。
    郭子仪的事迹，玄宗天宝九载（750）前， 史书只是追记其所任官职，不见其事。天宝九载，郭子仪任都知兵马使，才略见其事（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载天宝八载三月，郭子仪为横塞军使，天宝九载八月，郭子仪以身捍卫朔方节度使张齐丘。天宝十四载以前，郭氏事迹仅此二条。）。直到天宝十四载（755）， 郭子仪被任命为朔方节度使率本军讨贼，史书才开始详述其事，但其时已转入了肃宗朝。德宗即位二年后，郭子仪病故。
    因此，郭子仪虽历仕四朝，但其事迹及影响主要在于肃代二朝。
    因郭子仪功高位显，新、旧《唐书》均为立传，两书本传都对他推崇有加。
    《旧唐书》本传赞道：“汾阳王事上诚尽，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注：《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新唐书》本传除上述赞语外，更有“而子仪完名高节，烂然独著，福禄永终，虽齐桓晋文比之为褊”（注：《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的赞语。可见，郭子仪对唐室所立的大功是当时有目共睹的，所以才会获得如此异口同声的称赞。
    郭子仪既有大功勋，得享福禄寿考实属应当。但与郭子仪同时领兵平叛且乱平后仍健在的其他立有功勋的将帅，却又都没能得享福禄寿考：来滇先遭朝廷兵谋后被赐死（注：《旧唐书》卷一一四《来滇传》。）；仆固怀恩遭猜受谗而被逼叛，病死鸣沙（注：《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中兴战功推为第一”的李光弼遭受猜疑后忧惧而死（注：《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这些将帅与郭子仪迥然而异的命运，就显出了郭子仪作为勋臣能够幸存的特殊性。然而，这并非是中国古代领兵功臣结局史上的一件奇迹，实是唐皇室有意为之的必然结果。
    二、肃宗的平乱图强与郭子仪的功勋
    天宝十五载（756）， 皇太子李亨在跟随唐玄宗逃奔四川的中途分兵北走平凉，随后在灵武登基，是为肃宗。我们应先考察肃宗即位前后的时局形势，然后才能了解他如何决策平叛。
    （1）军事形势
    自府兵制弛坏，到天宝十四载（755）， 朝廷实际上已无中央军可用（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第434页。），内地空虚。在边境上， 自唐初以来为对付北方的草原部落联盟逐渐形成了以西南、西北、东北三地区为轴心布防重兵互相策应的防御体系（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引天宝元年正月条。）。驻防西南的边军为防吐蕃与南诏，在安史之乱中没有出军平叛。安禄山、史思明凭藉东北边军反叛，因此，唐朝廷可以凭借和动用的军事力量就只有西北边军。而在西北边军系统中，河西、陇右节度使所领的主力军覆没于灵宝一役，所剩惟朔方孤军，造成“实际上朝廷和安史之争乃是以朔方为主的西北边防军与东北边防军之争”（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第447-448页。）。
    鉴于当时只有朔方军可调用，李亨与唐玄宗分手到达平凉后无处可去之时，得到朔方留守人员支持方敢去灵武，又派中使刘智达将郭子仪、李光弼所率军队招回灵武（注：《旧唐书》卷一一○《李光弼传》。）。依靠郭、李的军队，肃宗才有力量真正着手平叛。郭、李二人因此立下拥立大功，并封为相。所以，郭子仪在后来上代宗自陈书中有“册先皇帝”（注：《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