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唐皇室对统兵将帅是极不放心的，一待叛乱初平，就开始采取措施对付统兵将帅，故当时凡手握重兵之帅均没能有好结局。郭子仪得以幸免，实是他当时久不典兵，唐室用不着对付他。另外在诛除统兵将帅之后也得有人来镇服局面，郭子仪正是其人，因此，当时唐室不仅不去对付郭子仪，反而极尽拉拢之事：与其结为亲家（代宗之女升平公主才十余岁许婚于郭子仪之子郭暧（注：《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永泰元年（765 ）出嫁于郭暧（注：《旧唐书》卷十一《代宗本纪》永泰元年秋七月条。）。则唐室与郭子仪联姻之际正当唐室对付统兵将帅之时，如此巧合实非偶然。唐室也一向把和大臣结皇亲作为笼络大臣的手段）。
    肃宗如此防范统兵将帅，是因为皇室权力较弱、中央无兵可用进而担心镇服不住兵帅势力和地方势力的增长。因此，肃宗在作防范的同时，又着手集权于皇室、增强中央实力。故肃宗一即位，就颁布集权诏令：
    今者皇帝即位，亲统师旅，兵权大略，宜有统称，庶若网在纲，惟精惟一。颖王以下节度使，并停。其诸道先有节度等副使，便令知事，仍并取皇帝处分。（注：《唐大诏令集》卷三十六《停颖王等节度诰》。）
    此诏可谓肃宗集权于己的宣言。其后肃宗借重用房琯之机展开对宦官集团的牵制，可视作肃宗集权措施的开始。组建新的中央禁军，可视作肃宗增强中央势力的开始。
    房琯失败，肃宗借机直接成军的打算落空，只好另行建军。至德二载（757）置左右神武军；又选精于骑射之人置衙前射生手， 分左右厢，号称左右英武军（注：《新唐书》卷五十《兵志》。）。新建之外，还在相州之战后将颇具战斗力的卫伯玉所率的神策军纳入禁军系统，以后又逐渐扩充。这一系列禁军一般没有作为真正的战斗力投入使用，即使在安史之乱后期唐军与叛军激战时，也没有投入战斗：“惟神策兵马，顿军独住陈留。”（注：《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经过一番组军，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乱平， “朝廷才开始有了一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禁军，即神策军”，其兵员约为5000人，改变了朝廷无兵可用的局面，在唐后期的政局中确实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房琯兵败，肃宗“仍待之如初”，人都说肃宗昏庸，其实不然。肃宗新立，羽翼未成，若即刻除去房琯，就只有重用朔方留后人员的地方势力及李辅国的宦官势力，而这些正是肃宗要打击的，还有必要利用房琯来继续牵制他们。再者，除房琯过急，可能激起在蜀的玄宗采取对抗性措施，这是肃宗更不愿看到的。
    为此，肃宗不得不待房琯“如初”。等到至德二载（757 ）二月，肃宗经过一番官员除署，又削平永王璘之乱，地位渐固，这才开始清除玄宗派在他身边的势力。玄宗所派来的各个宰相：韦见素在至德二载（757）三月、房琯在五月、崔涣在八月、 崔圆和李麟则于次年五月先后罢相。于是“上皇所命宰臣无知事者”（注：《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与此同时，原朔方留后人员裴冕、裴遵庆也先后被罢相。肃宗亲自任命了萧华、李岘等一批忠于自己的大臣为宰相，作为亲信羽翼，并利用他们来抑制内朝宦官势力的膨胀。略举数例为证：
    乾元元年（758）五月，“张后生兴王佋，才数岁，欲以为嗣， 上疑未决。从容谓考功郎中、知制诰李揆曰：‘成王长且有功，朕欲立为太子，卿意如何？’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臣不胜大庆’。上喜曰：‘朕意决也！’庚寅，立成王俶为皇太子”（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唐纪三十六，乾元元年五月条。）。
    乾元二年（759）四月，“及李岘为相，于上前叩头， 论制敕皆应由中书出，具陈辅国专权乱政之状，上感悟，赏其正直；辅国行事，多所变更，罢其察事”（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一唐纪三十七，乾元二年四月条。）。
    上元二年（761）八月，“辅国骄纵日甚，求为宰相。 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为，其如朝望未允何？’辅国乃讽仆射裴冕等使荐己。上密谓萧华曰：‘辅国求为宰相，若公卿表来，不得不与。’华出，问冕，曰：‘初无此事，吾臂可断，宰相不可得。’华入言之，上大悦。辅国衔之”（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上元二年秋七月条。）。
    要之，经过肃宗的一番努力，皇权得到一定加强，而且有了不依赖于地方的中央武装力量。可惜肃宗早死，其未竟之业由早已深领其意的皇太子李豫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