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宗之继续图强与郭子仪的受重用
    李豫即位，称代宗。代宗的图强策略与肃宗一致：继续防范统兵将帅，加强中央禁军建设；继续打击内外朝两股势力，集权于己。
    在防范统兵将帅上，代宗比肃宗走得更远：肃宗只是防范而已，代宗则务将统兵将帅诛除方始放心。代宗朝统兵之帅如李光弼、来滇、仆固怀恩等人的最终结局前文已述，此处不赘。要看的是代宗在除掉其他将帅之时，对郭子仪不仅仅只是笼络（结为皇亲），更是对其大加重用。
    终代宗一朝，郭子仪都受重用。代宗从即位时起，先后任用郭子仪的状况如下：充肃宗山陵使并食封七百；任关内副元帅；权京城留守；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观察使；太尉，充北道邠宁、泾原、河西以东通和蕃及朔方招抚大使，其关内河东副元帅、中书令如故；尚书令，郭子仪固辞不受；都统河南道行营节度，镇河中；以子仪兼邠宁节度使，自河中移镇邠州；代宗遗诏使为山陵使（注：《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代宗如此重用郭子仪，难道不担心他拥权谋叛吗？代宗真的那么信任郭子仪吗？不然，大历九年（775）四月， 郭子仪廷对之后所上代宗书中吐露了实情：
    朔方……开元、天宝中，战士十万，战马三万，才敌一隅。自先皇帝龙飞灵武，战士从陛下收复两京，东西南北，曾无宁岁。中年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愿陛下更询谠议，慎择名将，俾之统军，于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万，则制胜之道必矣，未可失时。……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齿发已衰，愿避贤路，止足之诫，神明所鉴。（注：《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可见，朔方军人马损减，长期得不到兵员补充。郭子仪率此不足天宝时1／10的朔方人马，已不能成势，更不足以凭此叛乱。所以， 代宗尽可放心地委派郭子仪领兵出征，对郭子仪本人也就不妨尽量给予高官厚禄以结洽其心。
    代宗对郭子仪也不能说是放心。郭子仪请求增补兵员至四五万之数，代宗虽允其请，“宜令子仪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义渠、稽胡、鲜卑杂种步马五万众，严会旬邑，克壮旧军”（注：《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下》。）。但随即在旬邑到京师的必经之路派神策兵马镇守（注：《旧唐书》卷一四四《阳惠元传》。），又调中原镇兵轮番戍守，这与玄宗当初屯军灞上防哥舒翰同出一辙。
    到后来，代宗也因郭子仪“权任既重，功名复大”而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十一，大历十四年五月条。）。凡此说明：郭子仪兵势复壮后，代宗就开始对其设防，所以郭子仪明白此节后也就不得不一面请求扩军，又一面请求致仕。可见，郭子仪在代宗朝的受重用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郭子仪不典重兵，不构成对朝廷的威胁。
    伴随朔方军马衰弱下去的同时，是代宗着力禁军建设、收宦官之权的斗争。代宗即位后，先后用事的宦官首脑有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代宗首先利用程元振与李辅国的矛盾除掉了李辅国：“程元振欲夺其权，请上渐加禁制。乘其有间，乃罢辅国判元帅行军事，其闲厩以下使名，并分授诸贵，仍移居外”（注：《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当去尽辅国之权后，“上在东宫，以辅国专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辅国有杀张后之功，不欲显诛之。壬戍夜，盗入其第，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宝应元年冬十月条。）。
    李辅国既除，代宗又利用程元振仗以为恃的禁军溃散之机，一举除去程元振：“广德元年（763），西蕃入犯京畿，代宗幸陕。 时禁军不集，征召离散”（注：《旧唐书》卷一八四《鱼朝恩传》。）。代宗遂罢程元振之官，后借机将其外流。
    剩下的鱼朝恩，代宗利用外朝权相的势力将其诛除。 大历五年（771），“元载测知上指，乘间奏鱼朝恩专恣不轨，请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载为方略”（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十，大历五年正月条。）。同年三月，元载等秘密缢死鱼朝恩。至此，内朝宦官势力基本扫除，代宗苦心培植的外朝权相也失去牵制作用，大历十二年（778），代宗以元载专横纳贿，赐其自尽。到这里， 朝廷中枢大权就尽归于皇帝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