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蔡州兵与武勇都的渊源
    武勇都建立之时，人数仅有五千（注：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三《权智》。）。这支人数极其有限的队伍何以能在吴越国建立过程中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究其原因，乃是当时北人南下，他们比南方人更加骁勇善战，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唐朝藩镇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和东南财源型（注：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王仙芝、黄巢起义的时候，河朔藩镇据地自保、王、黄之兵也不敢轻撄其锋，双方冲突不大。起义被镇压以后，旧的政治格局随之瓦解，产生了一批新兴军阀。朱全忠与李克用父子逐鹿中原，争夺对北方的统治权。处于他们夹缝中的河朔藩镇依违其间，尽管他们在汴晋争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无法改变其衰败没落的历史命运。四大藩镇群体中，中原藩镇受黄巢起义冲击最大，情形也最为复杂。中原藩镇地处其他三大藩镇群体的中间，唐末的军阀混战首先是从中原藩镇内部展开的。在战争中他们逐步分化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以朱全忠为代表，他虽曾一时统一中原，但无法彻底消灭河东势力，结果反被取而代之，和其他北方藩镇一样，被融入河东势力之中。五代之中，朱梁之后的四个朝代全部源出李克用的系统。中原藩镇的另一部分在混战中失败，转而向南方寻求发展，形成一浪又一浪的北人南下高潮。五代时期，南方诸国之中，楚、闽、前蜀、南平四国便是由这些南下中原人建立的。
    在江淮地区，新兴的土著势力代替了忠于朝廷的旧节帅，如淮南杨行密、浙西钱镠、浙东董昌、湖北杜洪以及江西钟传、危全讽等，他们实际上是东南藩镇的后身，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到五代时最终形成吴与吴越两个国家。杨行密和钱镠虽是地方豪强，但在霸权建立过程中他们同样受到了中原藩镇南下军队的冲击和影响。秦宗权失败后，孙儒带着蔡州的南征军扰乱淮浙，杨行密和钱镠联手作战，经过四年苦战才将之击败。杨行密和钱镠还大量招揽并吸收南下的中原军人，充实自己的力量。举杨行密为例，徐州冯宏铎、蔡州贾铎、襄阳赵德諲和郓州朱瑾先后率部投奔他的旗下。消灭孙儒后，他又收罗孙儒降卒组建了黑云都。钱镠建立武勇都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它反映了北人南下在南方政治格局重建中产生的深远影响。
    北人南下主要是指中原藩镇军的南下，而秦宗权的蔡州兵在其中占据着比较突出的位置。在蔡州兵南下以前，秦宗权的扩张活动已影响到南方形势的发展，如他发兵攻打光州，光州刺史王绪与王潮、王审知兄弟南逃福建，导致后来闽国的建立。秦宗权还占领了荆南，他兵锋所及，甚至到了湖南（注：《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僖宗光启二年六月条。）。早在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黄巢攻克长安后， 秦宗权曾遣三千蔡州兵赴难。这支三千人的队伍后来被并入忠武军，组建起著名的忠武八都，前去解救邓州（注：《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僖宗中和元年五月条。）。忠武八都共有八千人，蔡州兵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忠武八都对唐末五代历史的影响已为人们熟知，前蜀创建者王建便是忠武八都的一员大将，随他入蜀的军队中可能就有蔡州兵的成分。在秦宗权与朱全忠的争霸战争中，也有一些蔡州兵脱离秦氏南下，如贾铎带着属卒千人投奔杨行密（注：路振：《九国志》卷二《贾铎传》。）秦宗权死后，其余部除投降朱全忠者外，又分两部分南下，许存、常厚等南下荆川，孙儒则在江淮一带活动。许存先投奔成汭，帮助成汭擒牟权、逐常厚，立下赫赫战功，后又投奔四川王建，改名王宗播，成为前蜀建国的重要功臣（注：路振：《九国志》卷六《王宗播传》。）。常厚南下后先与成汭、许存争夺夔州，失败后逃奔绵州。他在绵州劫持唐昭宗派往东川的使者，并发兵攻打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西川节度使王建趁机引兵讨伐，导致两川战争的爆发（注：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另据《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唐昭宗大顺二年十二月条，当时在绵州劫持唐昭宗使者宋道弼的人是杨守厚而非常厚。）。孙儒扰乱江淮长达四年之久，失败后其主力在刘建锋、张佶、马殷和秦彦晖等人的率领下向长江中游撤退，占领了湖南。后来马殷在那里建立了楚国，南北扩张，与荆南高季兴和岭南刘岩争夺土地。孙儒余部的另一部分分别被杨行密和钱镠收编，组建了黑云都和武勇都。当然，也有一小部分蔡州兵另求发展，如王坛在孙儒死后南下浙江，占领了婺州，曾一度投靠钱镠，后与钱镠发生冲突，转而投奔杨行密的大将田。综上所述可知，五代初期几乎所有南方国家在建立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蔡州兵的影响。
    蔡州兵战斗力强，破坏性大，在唐朝历史上有与中央对抗的传统。我们知道，在四大藩镇群体中，河朔藩镇养兵自大，专恣一方，与中央分庭抗礼；而中原藩镇控扼河朔，屏蔽关中，是中央对付河朔藩镇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它们与中央基本能平安相处。只有蔡州的情况比较特殊，从李希烈到吴元济，数任淮西藩帅都与中央发生武装冲突，唐末的军阀混战也是由蔡州的奉国军节度使秦宗权首先拉开序幕的。而且，蔡州的历次变乱都造成惊人的破坏，李忠臣时便“军无纪纲，所至纵暴，人不堪命”（注：《旧唐书》卷一四五《李忠臣传》。），吴元济“恃其凶狠，然治军无纪纲”（注：《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秦宗权“剽锐惨毒，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注：《旧唐书》卷二○○下《秦宗权传》。）。孙儒南下淮浙，也给南方的社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如扬州，孙儒虽曾一度把它作为自己进行争霸战争的活动基地，但他最后一次从扬州渡江南下时却“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注：《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唐昭宗大顺二年七月条。）。史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毕）师铎、秦彦之后，孙儒、（杨）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注：《旧唐书》卷一八二下《秦彦传》。）钱镠统治下的苏、常二州也经孙儒焚掠，遭到了同样的浩劫（注：《吴越备史》卷一：“（大顺）二年……冬十二月，孙儒烧掠苏、常，遂逼宣州……”）。
    蔡州兵战斗力强，破坏性大，能对唐末五代的南方社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蔡州特殊的地理环境。《读史方舆纪要》卷五○《汝宁府》：“府北望汴洛，南通淮沔，倚荆楚之雄，走陈许之道，山川险塞，田野平舒，战守有资，耕屯足恃，介荆豫之间，自昔襟要处也。”蔡州正好地处联结中原与东南两大藩镇群体的交通要冲。而东南藩镇是唐朝财源所依，唐朝中后期蔡州常常藉此威胁关中，对抗中央；到了唐朝末年，因为地理便近，经济发达，东南地区又成为在北方军阀混战中遭到失败的蔡州兵进行掠夺和避难的主要场所。史称蔡州“地虽中州，人心过于夷貊”（注：《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顾祖禹认为这也与蔡州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说者谓自希烈据蔡，以迄于元济，蔡州不被王化者几四十年，其风俗犷戾，虽居中土，过于夷貊，此亦山川险阨，有以致之矣”（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汝宁府》。）。
    二是蔡州丰富的畜力资源。《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少阳传》：“汝南多旷野大泽，得豢马畜，时夺掠寿州茶山之利，内数匿亡命，以富实其军。又屡以牧马来献，诏因善之。”同书同卷《吴元济传》：“地既少马，而广畜骡，乘之教战，谓之骡子军，尤称勇悍……”两则记载虽然互有出入，但都说明蔡州拥有适宜作战的丰富的畜力资源。在古代战争中，冲击力强大的骑兵部队的作用至为重要。唐宋之时，战马主要分布在河北、河东、陕西等地，中原本是少马之地，但蔡州却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这成为它对抗中央、劫掠邻郡，在南方纵横驰骋的力量源泉。
    第三，蔡州骄兵滋乱的传统虽系风尚，也是人力所致。《资治通鉴》卷二四○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条：
    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吴少诚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壮，安于悖逆，不复知有朝廷矣。自少诚以来，遣诸将出兵，皆不束以法制，听各以便宜自战，故人人得尽其才。韩全义之败于溵水也，于其帐中得朝贵所与问讯书，少诚束以示众曰：“此皆公卿属全义书，云破蔡州日，乞一将士妻女为婢妾。”由是众皆愤怒，以死为贼用；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
    可见吴少诚一方面挑拔朝廷与士兵的关系，坚固士兵暴乱的决心，另一方面放纵士兵，驰其所能。时日既久，将士骄悍为患，甚至连主帅也不能控制了。朝廷讨伐吴元济，吴元济有心投降，但“为群贼所制，不能自拔”（注：《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最后，唐王朝虽然讨平了吴元济的叛乱，并废淮西节度；把蔡州降为忠武节度使的巡属，但蔡州兵根本未受触动，其骠悍犷戾的习性被保留了下来（注：《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到唐末再次成为混乱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