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当成为历史和历史学研究中的主体，这是目前史学研究中必须注重的一个问题。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在认识到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的人；在阶级社会中，人具有阶级的本质等等情况后，将影响历史和历史学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存在，归结为经济、阶级、政治等等原因，突破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的窠臼，这无疑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然而，我们往往会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对问题的认识失之偏颇。长期来，我们恰恰忽略了对历史和历史学研究中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往往过份强调了必然性、共性和客观受动性，而忽视了偶然性、个性和主观能动性。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同样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弊病，忽视了作为历史学主体的史学家的史学实践活动的意义。我们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史学是一种观念性的精神产品，它是史学家能动地认识历史客体的产物。任何一部历史学著作，都不能不渗透着史学家的主观意志，因此，这也就成了影响历史学发展的直接原因。例如，对长期形成、在十年动乱中发展到极端的"影射史学"，人们重视的往往是环境的作用与影响，很少有人从史学家的主体意志，他们的处世精神、气质情趣、道德修养等等心理方面予以审视。在"必然性"的解释下，"影射史学"似乎成了史学家一人对此无能为力的时代产物。这一史学逆流对于中国当代历史学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似乎也应当由社会或环境来负责任，而直接参与其事的具体的人倒可以心安理得地不负责任或不负主要责任。这些机械的、公式化的认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有悖于我国的历史传统。
    早在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就批判了那种将人完全看作环境的奴隶和对象的观点，着重强调了从主体方面考察历史的必要性。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三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批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时也指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②
    1873年，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30年代英法两国的阶级斗争状况及其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时，更加明确地指出了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对学术研究的重大作用。他说，自从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以后，便"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③马克思这里谈的虽然是经济学，但也适用于包括史学在内的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阶级社会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学者，他们能够以严肃、客观、公正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作为资产阶级学者，受着时代、阶级、个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客观上不可能不带有局限性，但马克思仍然称这种研究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二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偏不倚"、"公正无私"、文丐与辩护士的作风、"坏心恶意"等等，指的是学者的主体精神，也可以说是治学主体的道德修养。马克思把这些作为导致学术研究是否科学的重要原因，可见他是十分重视学术研究中学者的主体作用的。
    从我国的史学传统来看，重视史学家的主体修养历史悠久。从孔子开其端绪，历代史学大家无不重视史家精神对于撰史的重要性。刘知几提出史家"三长"：才、学、识，他在论"史识"时说："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知所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②到了清代，章学诚撰《文史通义》，专列《史德》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史德"的概念，并从理论上比较全面、深入、系统地阐述了史学家个人品质修养对于史学发展的重要性。
    所谓"史德"，用章学诚的话说就是"著述者之心术也"。他在论史德时曾提出过一个耐人寻味的论点，指出，在史学家中，如"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隐恶"，对于此类"秽史"和"谤书"及其作者，人们"读其书先不信其人"，虽满纸谎言，但因其劣迹昭著，不难辨别，因此"其患未至于甚也"。真正令人耽心的是那些"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修养不到家的史学家。大恶不足虑，中庸实堪忧，章氏的论点令人深思。回顾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史学故事。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如章学诚所揭示的现象。某些史学家，他们追风逐浪，时刻窥伺政治风云的变幻，适时发表一些趋炎附势的论著。过去他们可以把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捧上九天；为迎合权势者的口味，今天又可以将同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贬入九地。这种人，把史学作为进身的台阶，靠勒索敲诈死人升官发财。他们是史学队伍中的败类，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做了些和他们自身的品质相符的事，明眼人一看便可识透，所以并不可怕。但还有一类史学家，他们并非品质恶劣，却因"所养未底于粹"，而犯与品质低劣者相同的错误。例如在十年动乱中有相当一部分史学家不辨是非，充当了"文革"伪史学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与那些史学队伍中的败类走到了一起。为什么君子恶与小人同流，结果却偏偏同了流？为什么品格上有本质区别的人竟然走上了相同的道路？从史学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史德是谓"著述者之心术"，借用章学诚对史德所作的规定，上述问题，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史德和史学家应当培养什么样的"心术"的问题，以及史学家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本体精神或自觉意识的问题。我认为，史学家的本体精神或自觉意识，其核心是求真，而求真又表现为真实、真情与真诚。
    真实：--
    唯有真实的，才是有价值的。这个命题，对历史学来说尤为重要。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离开了真实，历史变成虚假丑恶的欺骗，失去了人们对它的期待与信赖，历史学也就死亡了。历史学家必须把求真实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将弄虚作假作为最丑恶的东西予以鞭挞和唾弃。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一个业已逝去的客观存在，历史不可能重新再现。历史之成为"现实"，不能不依靠人的主观追溯。历史的客观，见之于主观，落之于笔墨，传之于后世，就成了写的历史。一切写的历史，对于历史客观的反映都具有主观性，因此也就都具有相对性。由于受认识的局限，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从总体上说永远只能是一个"局部的"而非"全面的"认识，因而历史本身对于人来说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也解不完的谜。史学家无法逃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与制约，他们所求得的历史之"真"，多少总会带有虚假的成分，总是不尽纯真完美的。但是，历史学家主观上求不求真实是一回事，求得到求不到历史的真实又是一回事。换言之，我们应当把历史学家主观上求不求真实凸现出来，把历史学家的主观求真与其所求客观上不可能尽纯尽真区别开来。历史总体认识的不可穷尽性，并不妨碍史学家主观上对历史之"真"的追求，更不能成为史学家随心所欲地歪曲和篡改史实的理由。历史总体认识的不可穷尽性和人类繁衍的世代不绝性同属一个"无限"，同处在一个"终点"上，历史学家人人都把求真实作为其主体修养的第一要务去追求，通过无数代史学家的共同努力，历史总体的真实是可以不断逼近的，因而也是可以认识的。反之，则只能使人们的认识和历史的真实之间的距离日趋遥远。
    史学家追求历史的真实是需要勇气的。在我国历史上，那些为求历史事件之真实而甘洒一腔热血的史学家也为数不少。董狐奋笔直书，无所阿容，孔子称赞他"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⑤齐大夫崔杼杀齐君，齐太史直书"崔杼杀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的两个兄弟继续写同一句话，又都被崔杼残杀。太史的最后一个兄弟还写那一句话，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遇害，甘冒一死拿着笔和竹简再去写，准备以身殉职，半路上知道已经写成，才回家去。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成为后世史学家高山仰止的楷模。
    章学诚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⑥这里的"尽其天"，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之"天"（历史之真相，包括历史现象之真与本质之真）的追求。"不益以人"，就是不篡改，不歪曲史实，不让史实屈从于人的意志。"虽未能至"，说的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之"天"的追求是永无穷尽的，亦即客观上是达不到历史之"天"的，但只要主观上去"尽"，建立了求真实的信念并努力去实践，也就称得上一个有史德的史学家了。
    真情：--
    历史学家既是一个严肃的、理智的人，同时也应是一个感情丰富的、现实的人。为了搞清史实，历史学家需要科学家那种严峻、冷静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但在对以往人类的文明和命运所产生的敬畏和惊异感上，在历史与现实碰撞后所产生的种种感情的独自体验上，史学家的情怀又与诗人、艺术家并无二致。"国家不幸诗家幸，泳到沧桑句便工"，真情出诗人，真情也出历史学家。赤子之心永远是孕育大史学家的温床。
    什么是历史学家的真情？历史学家的真情，应当是历史学家--人的本质力量的反映。它出自历史学家的自身的感受而不是来自任何外部力量的强制或曲扭。这种感情，因与人类的进步情感休戚与共而给史学家和史学著作注入永久的生命力。它可以表现为追求真、善、美的种种的感情。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常常可以在历史的画廊中寻到它们的旧貌，对此，历史学家不可能无动于衷。对历史上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历史学家报以特别的关注，他把历史作为现实的回音壁，通过歌颂或鞭挞历史现象来抒发他对现实的理解与感受，这是历史学家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历史学家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的重要标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都报。"佛教讲报应，历史也应该有报应。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上的伟人所获得的评价是一种"可怕的慰藉"，"这种慰藉，在那般需要它的人是可以从历史取得的。"⑦这种历史的慰藉，正是历史的报应，它来自于历史学家的评论，显现于历史学家的如椽之笔。"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人类对于道德是要负责的，不但对恶负责，对善也要负责。"⑧扬善惩恶的历史责任，责无旁贷地首先要落到历史学家的肩上来。当然，道德并不单纯地是一个感情的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评判与历史评判之间常常会陷入一种二律背反之中：许多在今天看来是非道德的，历史地看，它却是人类在争取社会进步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历史学家当然应该站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来审视、反思道德评判与历史评判的二律背反现象。但是，历史学家不是显像机，如果他仅仅指出"恶"的历史存在的合理性而对之不加揭露与批判，这实际上是对恶的容忍与默许。
    那末，历史学家的以古鉴今，古今参照，会不会因为其感情的介入而歪曲历史的真相？甚至堕入伪史学的泥淖呢？社会是运动的，现实并不是历史的翻版。历史学家受"现实"的制约去观察历史，这不能不使他笔下的历史染上当代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含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说一切历史著作对历史真相的反映都只能是相对的、有缺陷的、不完整的，造成这些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就来自于历史学家的以古鉴今、古今参照上。但同样是古今参照，科学的历史学与伪史学之间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二者的基础完全不同。科学的历史学必须把尊重史实作为一条首要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史学家只能在史实的范围内对史料加以选择、编排和利用；伪史学则为了某种利益的需要，可以任意篡改和伪造史实。其次，二者感情的性质不同。历史学家的真情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的本质意志，是一种正义的情感，它所表现出来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和平等等内容，代表着进步人类的思想感情；而伪史学作者只有一种扭曲的、暂时的、畸形的、终将归于灭亡的思想感情。第三，对史实与情感相互关系的把握不同。章学诚指出："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文非气不立，而气贵平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淑，气失则骄。""文非情不得，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天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⑨这就是说，史学家撰史评史，不能没有感情，但又绝不能放纵感情，感情用事，这样必然要使气失宕、淑、骄，情失流、溺、编。把握好史实与感情的分寸，正是科学的历史学追求的崇高境界。而伪史学，其感情原本就是扭曲的，史料也是虚假的，因此绝无"境界"可言。第四，因上述三点的区别，遂使二者的治学效果迥异。历史学家的以古鉴今、古今参照，虽然因为感情的介入而使其作品不免带有当代色彩，但这是偏离而不是背离历史真实。主体精神上对于尊重史实原则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作品依然部分地反映着历史的真相，而"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⑩这就是说，尊重史实这一原则，使得历史学家的史著至少可以为后人研究他们所研究的时代的历史提供可靠的史料，而伪史学作品则全无此价值；历史学家的真情是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思想精华，它可以为后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正面的思想素材，而伪史学作品中蕴含的邪恶情感，虽然也是时代的产物和反映，但对于当时的历史来说它只具有负面的思想素材的价值。
    真诚：--
    这里所说的真诚，专指历史学家对史学事业的真诚。历史学家对待史学事业，应该有一种挚着的追求与崇高的献身精神。司马迁受宫刑而入"宦竖"之列，他"就极刑而无愠色"，"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因为他真诚地热爱着史学事业，史学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司马迁知道，史学是一项不朽的事业，若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补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刘知几"伤当时载军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而著《史通》。他明知这书因"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而"获罪于时"，但因认识到史学是为孔子所说的"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的伟大事业，便只能将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了。他谈他的希望："而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掩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11）
    的确，历史上凡有成就的史学家，没有哪一位不是把史学作为自己毕生的、神圣的事业来追求的。史学的神圣，正如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所说的那样"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板登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范文澜语），史学家要有甘坐冷板登的耐心和勇气，不要赶时髦，不要急功近利，为了迎合一时的生计，政策或社会潮流的需要而轻易改变自己的治学立场。要敢于大胆地作"无用"的研究。一些今天看来似乎"无用"的东西，明天或将来的用处难以估量；而某些所谓"有用"的趋时之作，才真如过眼烟云，一现昙花，决然要被历史的大潮所淹没。
    淡化功名心理，是每一个史学家在追求自己的事业时必须具备的一种心理素质。袁枚在《小仓山房文集》第19卷中指出："贤者之大患，在乎有意立功名；而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为关系。"这里的"关系"，是谓将写作作为邀誉求赏，谋取功名利禄的手段。"人到无欲品自高"的古训，其中确有真理的光芒。清代著名史学家崔述以毕生精力著了一部《考信录》，这部书堪称中国疑古主义史学集大成之体，对后来以考信辨伪著称的"古史辨"派史学的兴起具有直接的影响。但崔述在写这部书时并不为时势所理解和接受："自二三君子外，非惟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少年才俊之士，惟笃志时文，当务为之急。其肯寓之目而挂之齿颊者不过一二人，其余罕有肯过而问焉者。"（12）崔述对此坦然处之道："然则余之为此，不亦徒劳乎？虽然，君子当其在己。天地生我，父母教我，使天地间有我，而我又幸有此牖隙之照，为之何可以自安于忌惰而不一言，以负天地而负父母乎？传与不传，听之时命，非我所能预计者矣。"（13）"人之读书，为人而已，亦谁肯敝精劳神，矻矻穷年，为无用之学者！非天下之至愚，其孰肯为之！"（14）学虽"无用"，却乐此不疲，人哂"至愚"，依然我行我素。不求近功，不鹜时风，卓然独立，这正是崔述的风骨，是他治学的真正精神！他摆脱了功名利禄的羁绊，时下流行的忌讳便可以不顾，也就推倒了不敢讲真话的心理屏障。崔述《考信录》中包含的科学精神，虽不为他自己的时代所容忍，但却为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疑古学者所用，客观上演成了反封建运动的前奏曲；他的"无用"之学，充当了"历史进步的不自觉的工具"，真正成了"有用"之学，这难道不值得每一个史学家深思吗？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经说过："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固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精神世界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作为精神活动的史学研究，只有努力摆脱现实政治的附庸和婢女的地位，摆脱外在的对象化的束缚，努力将视角转向本体，它才能获得发展。而这些条件的获得，除了社会环境外，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史学家自身的努力，取决于史学主体的修养程度的提高。社会是难以驾驭的，但史学家的自身是可以驾驭的。每一位史学家都重视主体修养，把握好自身，驾驭好自身，这就会形成一种史学主体的群体意识，凝聚成一股伟大的力量。实现我国史学现代化，正有赖于这种史家主体意识的形成和伟大力量的凝聚。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3页。
    ④《旧唐书·刘子玄传》。
    ⑤《左传·宣公二年》。
    ⑥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
    ⑦⑧黑格尔：《历史哲学》第70、72页。
    ⑨《文史通义·史德》。
    ⑩《古史辨》第一册，第60页。
    （11）《史通自叙》。
    （12）（13）崔述：《书考信录后》。
    （14）崔述：《考信录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