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古代史学者，无不推崇奠定纪传体史书体裁的大师司马迁与班固，故班马并称，确非虚誉。然而，继承纪传体史书的传统并把它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的时期，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在政治上虽然分裂割据，战乱不止，烽烟弥漫，使社会经济缺乏统一规划与安定发展的条件，但是，就局部或不同地区来说，社会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也比较显著；特别在章典制度、学术思想和民族融合等方面，仍不失为上承秦汉和下启隋唐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史学的发展，不论从史学地位的提高、修史制度的改进、史书体裁与体例的发展、史学著作数量的增加和史学流派出现等方面，都有为前一时期所不及的地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兴盛的概况，可以从下面一些方面的情况与特征获得说明。
    第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著作数量的大量涌现，是这一时期史学兴盛的重要表现。
    我们知道，《汉书·艺文志》无史部书目，班固把史书目录附于《春秋经》之后；连《春秋》共列书目二十九部。即使经史不分，全部作为史书计算，这个数字也小得惊人。《续汉书》无《艺文志》或《经籍志》，故今本《后汉书》也无此志，致使东汉时期的史书不知其数。到唐初修《五代史志》，其中有《经籍志》，后并入《隋书》，才成为今天《隋书》的《经籍志》。它除了收入《汉书·艺文志》的史书目录外，还增入了自东汉以来迄于隋初的史书目录，"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如果"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唐初的这个史学书目与卷数，同一向居于独尊地位的经部书目"通计亡者，合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之数相比，部数虽不及，卷数却超出一倍有余，而且见于《隋书·经籍志》中的史书，绝大部分都是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这些史学著作，虽然大部分是记录本时期的历史的，但也不乏记载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历史的，例如给《史记》、《汉书》作注的著作就有多部出于魏晋南北朝人之手，其中撰写《后汉书》、《后汉纪》、《续汉书》者便不下十余家，皆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著作，几乎代代有史，国国有书有录，有的同一朝代或同一国家就有史书多部。此外，还有每一朝代若干帝王的起居注，各朝的法令、官名、簿记、故事等等的汇编，也有各朝代典章制度的记录，还有各种家谱、家传、名人传略及各种地方志、小说、杂记性质的著作。其种数之繁多，数量之巨大，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正史"这一名称的出现及其在图书分类中"史部目录"的正式形成，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实现的，从而使史学由作为经学的附庸上升为同经学并立的独立目科，并确立了仅次于经学的重要地位，还影响到了当时取士考试的内容。
    由于《汉书·艺文志》把史学书目附于《春秋经》之后，等于把史学视为经学的附庸。其实班固的这种做法，并非他的发明，他是根据西汉人刘歆的《七略》而这样作的。按刘歆的《七略》，是我国最早对图书进行分类尝试的。他把西汉末期存在的全部古籍区分为七大类，列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在这里，史学书籍无专门类别，仅以之附于《六艺略》的《春秋经》之后。这说明在刘歆的眼里，史籍不过是经书的附庸而已，也可见班固的做法，不过是刘歆看法的继续。事实证明，他的《艺文志》把全部古籍区分为六大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与方技、较《七略》除少《辑略》外，其余的分类名称和次第均同《七略》，无怪乎《隋书·经籍志序》说：东汉"校书郎班固……并依《七略》而为书部，（班）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由此可见，班固对古籍的分类方法和对史籍地位的看法，几乎全本于刘歆《七略》，故史籍在东汉经学盛行的年代，仍然没有它的独立地位。
    到曹魏时，秘书郎郑默，始创《中经》（又名《中经簿》），把当时宫中所藏古籍整理编目。不久，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又名《新经》），分群书为甲、乙、丙、丁四部。荀勗的这种分类法，也许即从郑默《中经》而来。但可以断言者，古代诸古籍从此被列入了丙部，因为《隋书·经籍志序》明言荀勗的《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其中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可见史学书目从曹魏、西晋时起开始有了单独的地位，明显摆脱了在此之前以史学为经学附庸的情况。
    下及东晋之初，著作郎李充，作《晋元帝书目》、以荀勗《新簿》所录书目为基础，校其存、佚，然后总而录之，由于当时古籍数量大为减少了，书目"仅以甲、乙为次"（见《隋书·经籍志序》），并把《史记》等史学书目归入了乙部，从此史学的地位又从第三位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经部，以致后人称史学为"乙部之学"。此后，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齐永明中（483年-493年）秘书丞王亮、监谢朏造《四部书目》，梁时秘书监任昉、殷钧又造《四部目录》，均以经、史、子、集之名取代原来的甲、乙、丙、丁四部，于是史学在四部书目中占第二位的地位便固定化了。自此以后，经、史、子、集四部之名，沿而不改，直到清人编《四库全书总目》，仍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名称与次第。由此可见，史学在封建社会里居于第二位的重要地位，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定下来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武帝时期的"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读史，博采宋、齐以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隋书·经籍志序》）。不仅如此，每一《录》又有子目，仅《记传录》的书目又被细分为十二个子目（参见《广弘明集》卷3），为史部内部书目类别的划分奠定了基础。然后是《隋书·经籍志》，又在阮氏划分史部书为十二个子目的基础上，把史书划分为十三个类别，分别谓之"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于是"正史"之名便从此确立，史部书目内部的分目也日益细致与严密，而这一切也同样实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更值得重视的，还是随着史学地位的提高，以致影响到了封建社会取士考试内容的变化。我们知道，在西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随之便出现了"通经入仕"的取士制度，使"通经"成了士子入仕的必备条件。西汉如此，东汉也不例外，而且经学演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章句之学，一天比一天丧失生命力。到曹魏兴起，风气为之一变。曹操的重视刑名和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无异于向"通经入仕"制度提出了挑战；加上玄学的兴起，经学的地位便日益走向衰落。而最为重要的，还是史学的兴盛与地位的提高，以致史学与文学都成了取士考试的重要内容。诚如《宋书》卷55《臧焘等传》末"史臣曰"所云："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这里所说的"儒教"，就是指经学而言。"家弃章句"，就是"通经入仕"制度的动摇。自曹魏开"主爱雕虫"之端，史学与文章就成了取士考试的必备内容。以致象十六国时期那样的动乱时代，后赵石勒还专设史学祭酒；南朝刘宋文帝时期，也把玄、史、文、儒四科并列以取士。史学之所以被列入取士考试的科目，正是史学地位提高以后在封建考试制度上的反映，也是史学兴盛的直接结果。
    第三，官、私修史制度的同时并存，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兴盛的表现之一。
    汉代著名史书《史记》与《汉书》，基本上都是私家修成。因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虽然均为太史令，但并未奉命修撰《史记》，反之，他们父子因为掌握了当时皇家图书资料，有条件撰写史书，并把它当作名山事业去抒发其个人的思想、观点与感情，与由官府出面组织并监修的史书不同，故《史记》仍应说为私修史书。至于《汉书》，始于班彪，继续于班固，最后完成于班昭，系依靠班氏家族的力量为之。以班彪来说，"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班彪死，其子班固，继承其父未竟之业，反而被人告发他"私改作国史"，经过上诉，才被除为兰台令史，"探撰前记，缀采所闻，以为《汉书》"（《后汉书·班固传》）。后班固因窦宪事免官，旋即被捕入狱，死于狱中，其所修《汉书》实完成于其妹班昭之手。因此，《汉书》也基本上是私家史书性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不然，官府除了有专门管理图书资料的机构与官吏外，还有专门撰写史书的官吏与机构。从魏明帝太和年间起，专门有秘书省掌管图书典籍，而撰写史书的官吏属中书省。到了晋惠帝元康二年（292年），把撰写史书的官吏与掌控图书典籍的官吏，都合并于秘书省，并设著作郎一人（又叫大著作）及著作佐郎八人专门修史，并以豪门士族担任，《史通·辨职篇》认为以大臣领史局，始自晋惠帝，即指此事而言。南朝时期同样如此，不过从南齐建元二年（480）以后， 似乎除著作正郎、佐郎之外，还有起居郎之设置，也有修史学士、撰史著士等官名出现；北朝也于秘书省设著作局，有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废帝普泰之后，别置修史局，供职者多达六人；另有修起居注者二人。北周、北齐时，同样有修史机构与官吏的设置，只是名称多有变化而已。国家修史机构的完备和修史官吏地位的提高，标志着官府对官修史书的重视。于是魏晋南朝的许多著名史家，如陈寿、陆机、束晳、王隐、虞预、干宝、孙盛、苏宝生、沈约、裴子野等人，或为著作郎写史，或以秘书监兼领著作，以奉官府的命令而撰写史书；北齐的魏收，也以秘书监而奉敕修撰《魏书》。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史书，如《三国志》《宋书》、王隐《晋书》、《梁书》、《陈书》及成书于唐初的《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等，都是官修史书。
    但是，与官修史书兴盛的同时，私家修史之风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因社会的动乱不安而有更多的人从事私家修史。他们或以之探讨社会治乱之根源，或以之标榜本家族的渊源，以致修《后汉书》及《晋书》者，都各有多家。这种官家修史的进一步制度化和完备化以及私家修史风气的继续盛行，形成了官、私修史并存和并盛的局面。自然会导致该时期史学的兴盛。
    第四，史书著述形式的多样化和史学体裁的丰富与发展，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兴盛的重要表现。
    《史记》、《汉书》，都是纪传体史书。进入东汉时期后，已有起居注体裁的史书出现，故后汉十二帝各有起居注，为正史提供了原始记载，不过见于《隋书·经籍志》的书目仅有《汉献帝起居注》五卷。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居注体史书，进一步多起来了。特别是西晋、东晋时期，起居注体史书特多，其名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就有二十多部，几乎两晋时期的每一帝王都有起居注，甚至每一皇帝的不同年号期间也各有起居注。最后，有刘宋人刘道荟综合两晋时期的诸起居注撰成《晋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此外，宋、齐、梁、陈及北周、南燕也各有起居注。总之，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起居注之见于《隋书·经籍志》者，达数十部之多，可见起居注体史书之盛行。
    除起居注体史书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实录体史书，而且形成于南朝的齐、梁之际。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其杂史类有梁人周兴嗣所撰《梁皇帝实录》三卷，记梁武帝事；有梁人谢昊的《梁皇帝实录》五卷，记梁元帝事；又有《太清录》八卷，《史通·杂说篇》作《梁太清实录》十卷，想系同书异名。此外，霸史类还有《敦煌实录》，高似孙《史略》中提到了《六朝实录》一书，虽不著撰人姓名及卷数，可见必有此书。这些情况表明，实录体史书，确实肇端于齐、梁之际。按实录是根据起居注写成的史书，其材料的原始性仅次于起居注。因此，起居注与实录这两种史书体例的出现，为各朝正史的修撰提供了更为丰富与原始的史料，是史料学的一个重大进步。
    此外，史注的发展，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体裁多样化的内容之一。注史的作法，始于东汉时期给《史记》、《汉书》作注。这一史书体裁，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唐人刘知几的《史通·补注篇》所列举的注史者，大都是六朝时人，便是明证。其中最为著名、最具特色和最有史料价值的注释体史书，莫过于宋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梁人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宋人裴骃的《史记集解》、北魏人郦道元的《水经注》及李善注《昭明文选》等。这五人之中，除李善为唐人外，其余四人都是南北朝时期人。通过他们的注释，不仅使后人加深了对《史记》、《三国志》、《水经》及古代若干文学作品的理解，更为重要的和可贵的，还在于他们开创了以其他史书对所注史书进行补阙、纠谬、订讹和考辨的新体例，大大推进了和丰富了笺释性的注史体例。
    第五，传记、谱牒、方志以及各种汇编、总集之类史料书籍的盛行，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的，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史料的内容，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发展了史学著作的体裁与表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