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与谱牒，从本质上来说，都属于同一类型，即都是以某一家族，某一人物或某一地区的名门世族为核心而写成的著作。所不同者，在于传记是以人物为中心，而谱牒则以家族世系为脉络而已。关于谱牒之始，桓谭认为《史记》的《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谱系》条）。这表明周代也许已有类似后世谱牒的萌芽。故唐人柳芳认为三代的世官，便是谱牒的表现。及乎汉代，西汉有《帝王世谱》，后汉有《邓氏官谱》，应劭也有《氏族》之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这些情况表明，汉代确已有后世谱牒的雏形存在。但作为谱牒之学，还是普及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选举多用世族，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当其入仕之始，高下己分"（同上书卷十七《六朝重氏族》条）。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九品中正之法行，于是权归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氏族为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谱出焉。晋太元中（376-396年）贾弼撰姓氏簿状，朝廷给以令史，缮写藏秘阁及左右户曹，凡七百十二篇。宋王宏、刘湛好其书，何承天亦有《姓苑》二篇，湛又撰《百家谱》以助铨序。齐永明中（483-493年），王俭又广之。"至于贾弼一家更是子孙也擅谱系，又如梁沈约谓"咸和以后所书谱牒，并皆详实"，谓之《晋谱》，可见两晋时期谱牒之学又很盛行。梁时，武帝用沈约建议，"诏王僧孺改定《百家谱》，因贾弼旧本，考撰成书，凡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南北谱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谱学"，（引文均见《陔余丛考》卷17《谱学》条），可见南朝谱系又有进一步发展。至于北朝，自"太和中（477-493年）诏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次第为选举"，谱牒之学也在北方盛行。北齐魏收所修《魏书》，不仅有《官氏志》专章，而且诸列传叙"诸家亲姻，至为繁碎"，杨愔以此病魏收入书，魏收只得以"此事为郑重也"回答，可见由于谱牒之学的盛行，连正史也出现了谱牒化倾向。魏晋南北朝谱牒学的盛行，还影响及于唐代，以致刘知几在其《史通·书志篇》中说："谱牒之作，盛于中古"；"逮乎晚叶，谱学尤烦"。因此之故，裴松之作《三国志注》，其引书目中，属于谱牒者便有十数种之多。魏晋南北朝谱牒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与谱牒的形式稍异者，就是传记。它们或以一家一族的先贤为中心，或以某一地区的世族为主轴，为之立传，追索其世系渊源，颂其功绩德业，间亦旁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与风俗习惯等情况，形成了传记体史书形式。在汉代虽有阮仓的《列仙图》、刘向的《列仙传》、《列士传》及《列女传》、赵岐的《三辅决录》等，已开此形式之先河。魏晋南北朝继之，此风大盛，先后有各种《先贤传》、《高士传》等涌现，仅《隋书·经籍志》的《杂传》书目，就有二百一十七部之多，除极少数属汉及隋者外，绝大部分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谱牒与传记体史书的盛行，除了直接提供了研究当时的社会、家庭、姓氏及其渊源关系的史料外，也为研究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度、各地区间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状况、风俗习惯及各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因而更有利于其他史书的撰写和史学的兴盛。
    地理书与方志体史书的盛行，也同传记与谱牒一样，是该时期史学著作的一个特色。地理书早有《禹贡》开其端，《史记》有《河渠书》，《汉书》有《地理志》，但这些都是以全国为范围的地理书，且均非单独成册的专书。这里所说的地理书，是单写某一地区的地理的专书，而且往往是同该地区的历史与物产、风情相结合的书籍，这种体裁的书，同方志极相类似。这种结合，始自晋人常璩所作《华阳国志》。该书以汉中、巴蜀为范围，既记其上古至西晋的历史状况，又载这一地区的行政区划、风俗习惯、少数民族、名门世族与物产风情，合历史与地理为一体，开后代方志之先河。与此同时或稍后，专门性的古代地志学的书籍也相继问世。校著者有《晋太康三年地志》、《元康六年户口簿记》、《晋书地道记》及《宋元嘉六年地记》等。北朝的地志学书籍也不少。《隋书·经籍志》所载地理与历史相结合的方志学书目就有一百三十九部之多，其中只有少数属于魏晋之前及隋代，绝大部分成书于魏晋南北朝。
    汇编、选编之类的书籍，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以地志学书籍来说，南齐人陆澄，把在他之前的地志学书籍汇集起来，凡一百六十家，编成古地志书一百四十九卷。梁人任昉，又在陆氏基础上新增八十四家，编成《地记》二百五十二卷。这些都是地志方面的汇编性著作，等于又创造了一种新的史学体裁。地志方面如此，在文学方面，尤有过之。个人文集，汉代已开其端。而综合性的汇编则未之见。西晋人挚虞，首编《文章流别集》六十卷，为文章总集或汇编之始。《隋书·经籍志四》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自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于是罗列了各种流别集五百五十四部之多。由此可见，自西晋人挚虞首创总集、汇编的体裁以后，各种分类总集性书籍便如雨后春简般出现，如梁人殷淳的《妇人集》，汇集有关妇女的文章；诗、赋方面，有谢灵运的《赋集》、《诗集》，梁武帝《历代赋》及谢朏撰的《六代诗集钞》等；文章总集则有梁昭明太子肖统选编的《昭明文选》，流传至今。所有这些总集、汇编体书籍的出现，既保存了文献，又反映了他们各自的选择标准，也丰富史书修撰的史料来源，从而有助于史学的兴盛。
    第六，有关佛教、道教史料的涌现，也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征之一。
    随着汉代道教的兴起和东汉中期佛教的传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二者都很盛行，于是有关佛、道的书籍包括佛、道的经典和僧、道事迹的记录，便大量涌现。于是，《魏书》始立《释老志》专篇，记载了我国六世纪的北方有佛经415部、1919卷的情况；《隋书·经籍志》也概述了汉、魏以来我国佛、道发展的简史，还记载了当时有佛经2329部、7414卷的盛况。还有《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后期洛阳诸寺院的兴衰情况，兼及社会经济、人物与风情。特别是记载佛教高僧事迹的《高僧传》、《弘明集》等书，及记载道教的《抱朴子内篇》、《神仙传》及陶弘景的《真诰》等书，不仅是佛、道二教的名著，而且包含有丰富的有关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风尚等方面的史料，尤其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土地所有制形态及寺院内部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重要史料。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佛、道的传播与产生、演变，它们同传统的儒学及新起的玄学在日益发生关系，并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士人阶层，以致各种思想的相互渗透在日益发展，还影响到部分史学家的思想风貌，在史学领域形成了不同流派。因此，有关佛、道书籍的大量涌现，不仅给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学增加了神秘的色彩，而且扩大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还出现了不同风格的史学派别，这一切的本身就是该时期史学兴盛的反映之一。
    何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修史之风特盛呢？质言之，约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有《史记》、《汉书》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史例，特别是《汉书》又为断代史的修撰提供了楷模，从而使魏晋南北朝的学者有所取法与依归。关于这方面的原因，几乎尽人皆知，用不着加以论证。史书体例的开创与继承，显然是有难易不同的，班马既已开创纪传体史例，后人照样为之，自然要省去许多心血。试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诸多正史，无一不是纪传体史书的事实，对此就可了然于心！
    其次，史官制度的完备，既为这时期史书的修撰提供了更为丰富、原始的史料，也为史官修史创造了便利条件，从而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我国古代，虽然早有左史、右史等史官的设置，但他们的职责多限于记录，如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并无修撰史书的专官。西汉时期，虽有太史令丞之设置，但太史令丞还兼管天文、历数，著述之事不专。到了东汉，收藏典籍的东观虽然成了专门从事著述的场所，但尚未以著作名官职之事，以致班氏《汉书》也只能由私家撰写。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为之一变。曹魏明帝时，把管理图书典籍的职责归于秘书省，撰写史书的职责归于中书省，这种不同归属的划分，自然会增加修史官吏的职责感，西晋惠帝元康二年，专门负责修史的官吏正式以著作郎命名，还称之大著作，品高位重，属于高门世族希冀为之的清官，自然更能专心修史。而且自此以后，往往以大臣领史局，史局的地位提高了，专心修史的责任也更明确了和加重了。自此以后，南北朝双方，大体都有著作郎及著作佐郎专主修史。这种修史制度的完备化和修史工作的受到重视与专职化，自然会大大促进修史工作的进行，试观魏晋南北朝的正史，大都为官修史书的事实，就足以说明修史制度的完备化对于该时期史学兴盛的重大作用。
    其三，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自汉末起，政权分立，随后又是南北对峙，于是各国统治者各以自己的政权为中原王朝正统，斥其他政权为僭伪，是已非入。在这样的情况下，修撰史书以宣传其主张，标榜其成就，就成了重要手段。从而使同一王朝之史，撰述者多人；不同政权，也各有其史，而且往往不止一部。他们大都各自代表官方，颂扬自己而贬责他方，以致史书百出，不可纪极。据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书目，魏吴二国的史书就各有多部；十六国诸政权，也各有史书，便是明显例证。
    其四，魏晋南北朝时期，承东汉余绪，重勋阶阀阅，讲门第高低，祖宗功业，并用以决定士人社会地位之高低和确定能否为官及为官之高下。而其勋阶阀阅与门第高低的评定，端赖于对其祖宗世系的追述。因而谱牒之学，随之盛行，甚至出现了以家谱代替史籍的局面，以于前述。基于此，于是各高门世族，为了追溯其祖宗功德，明其渊源所自，定其贵贱等差，以相标榜，以为依据，修史以溯源，就成了他们维护门阀制度的重要手段，从而使得私家修史之风格外盛行；即使是官修史书，也多论及诸权贵之家亲姻。足见维护门阀制度的政治需要，确为这一时期史学盛行的重要原因。
    其五，经学地位的下降与史学、文学在取士考试中地位的取得，也助进了史学的发展。如前所述，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便成了官学，取士必须试经，"通经入仕"成了不二法门。然而自东汉以后，经学日益走上章句之学的道路，脱离实际，不切实用。加上谶纬之学的盛行，使经学的地位日益下降，自曹魏以后，史学与文学日益进入取士考试的阵地，其地位也日益提高。史学地位的提高，既是史学兴盛在取士考试制度的反映，反过来又是促进史学进一步发展、兴盛的引诱力。
    其六，纸张的发明与应用的推广，也给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方面的条件。我们知道，西汉以前，史书多写于竹简与牍上，个别也有写在绢帛之上的。前者笨重不便，容量有限；后者价格昂贵，不能大量使用。因而西汉以前，各种著述既短又少，自然无法写作大量的史学著作。东汉中期以后，总结出了以植物纤维造纸的方法。随后，造纸之法逐步推广，使造纸业日趋发达。随着造纸业的发展，大量的植物纤维纸进入了书写领域，以致官府的造籍、信件、公文和古籍的书写，都逐步为植物纤维纸所代替。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造纸术的大发展和植物纤维纸的推广时期，这自然为这时大量史学著作的撰写提供极为有利的物质条件，从而使史学的兴盛成为可能。
    其七，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编写体裁的增加，既是史学兴盛的特征与表现，又会反过来促进史学兴盛与发展。例如起居注史体的出现，实录体的产生，谱牒与传记史书的盛行，总集、汇编体古籍的诞生，都会给史学著作的撰写提供更为丰富可靠的原始材料，也会拓宽史学著作的表现形式，自然会促进史学的发展与兴盛。
    由于这一系列原因的综合作用，终于给魏晋南北朝时期带来了史学的空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