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的职权转化为以掌政务为主之后，虽然还参与决策，但主要表现在对于具体政务的裁决；或个别专权的宰相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事实上也已经等同于天子的私臣，即必须经过天子的特别授权，而不是作为宰相在制度上所固有的权力。尤其是德宗在经过建中时期军事上、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之后，到贞元时期更加不任宰相，造成了宰相之间的排挤争夺，宰相的议政决策之权严重削弱（注：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第五章第三节《政事堂议政性质之转变》，列举了德宗时期宰相之间互不与闻国政、互相推委不敢决事以至群相轮流知印秉笔以及一相专政其他宰相禁止发言等情况，正可说明德宗不任宰相和宰相决策权力削弱的问题。此不备举。）。这种情况要到宪宗元和时期才有所改变。宰相具有一定的决策权，是皇权官僚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德宗时期中枢体制的某些特征，是体制转型期所特有的。
    由于宰相议政决策之权的削弱，君、相在决策环节上的距离越来越大，导致了中枢决策体制的不完善性。而战争环境中又需要中枢决策机密而迅速，需要有高度集中的权力。正如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 年）针对李辅国专权的制书中所说：“比缘军国务殷，或宣口敕处分。”（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一。）所以，在开元以来以“知制诰”为标志的起草诏令之职逐渐使职化的情况下，以翰林学士供奉敕旨的做法得以继承下来，翰林学士的权力在特殊背景下扩展至极致。代宗、德宗时期，多次敕令罢除使职以还职六部九卿，恢复开元以前的行政制度，但对于中枢体制却少有论及。因为以翰林学士掌内诏，符合加强君主专制的时代需要。而制度调整的反复也还只是停留在行政体制的层面上，中枢体制却在朝着其固有的方向发展。
    《旧唐书·职官志二》载翰林学士的演变为：玄宗即位，将张说等人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人，以备顾问。至德以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从中可以看出，玄宗时期的翰林待诏是在国家事务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将一些文学之士召入禁中，帮助皇帝批答表疏，检讨宸翰，以备顾问，但也只是“或诏从中出”，即尚未完全取代中书舍人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和起草制敕的权力。而到安史之乱以后，则是“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应该说，正是战争的环境使得翰林学士的参谋出令权得以凸显，并且逐渐在制度上固定下来。唐人论翰林学士之权重，都强调这是至德以后的现象。如陆贽在贞元三年上疏中所说，“肃宗在灵武，事多草创，权宜济急，遂破旧章。翰林之中，始掌书诏。”（注：李肇：《韩林志》，南宋洪遵编《翰苑群书》本。）元和年间韦处厚撰《翰林院厅壁记》，也说：“逮自至德，台辅伊说之命，将坛出车之诏，霈洽天壤之泽，遵扬顾命之重，议不及中书矣。”（注：《全唐文》卷七一五。）所谓“议不及中书”，指的就是翰林学士取代了宰相的机密谋议之权，填补了因为君、相在决策环节上分离之后的权力空间。而“权宜济急，遂破旧章”，更道出了由中书舍人起草制敕到翰林学士掌书诏的制度的转变，实因权宜济急的战争环境而完成。陆贽本人的经历便是最好的说明，他在德宗时期之所以能够在军国大事的决策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以至于被称为“内相”，关键在于“时天下叛乱，机务填委，征发指踪，千端万绪，一日之内，诏书数百。”是特殊背景下使得翰林学士的权力扩展至极致。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并未把翰林学士的这种权力视为合法的制度，而认为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即如陆贽本人后来也说：“学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诏，止于唱和文章而已。”又说：“词诏所出，中书舍人之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朝野又宁，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却付中书行遣。”（注：《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到元和以后，随着宰相决策权的恢复，翰林学士在军国大事谋划中的作用逐渐降低，并始终没有超出天子私臣所具有的权力范畴。
    宦官在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亦因战争的特殊环境而造就。随着高宗武则天以来君、相在决策环节上的分离，便必然产生沟通君相的渠道。玄宗时期的高力士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注：《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这被认为是唐代宦官充任枢密使制度的萌芽。安史之乱爆发后，“深谋密诏，议不及中书”，皇帝在内廷的决策机制逐渐形成，宰相的决策权力大为削弱，君相之间的沟通问题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宦官负责机密文书出纳传递的执掌被继承下来，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代宗时期开始将宦官的这种职权称为“掌枢密”，永泰二年，用宦官董秀掌枢密，史言“始以中人掌枢密用事”（注：《册府元龟》卷六五五内臣部恩宠。）。在安史之乱以后政治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宦官适时地填补进来，充当了皇帝与宰相的中介。这就为元和、长庆年间枢密使制度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加上宦官因为特殊的机缘获得了统领禁军的权力，随着贞元年间左右神策中尉的设立，宦官专权的局面因此形成。
    综上所述，经过安史之乱及其后的战争环境的冲击和促进，唐代的政治体制逐渐地由前期的三省六部制向后期的中书门下和使职差遣体制过渡，并基本稳固下来。尽管在安史之乱以前使职的差派就已经很普遍，但正是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使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职体系才逐渐形成，并最终取代尚书六部成为政务的主要执行者。在尚书六部和使职系统职权的冲突与调整的过程中，经历过一些反复。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原有行政体制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实际上是行政体制的转换，不是简单的不同官职之间职权的转移，最终也不可能通过对原有行政机构职权的转变来完成；而必须产生新的机制，形成新的行政体系。安史之乱以后使职体系与尚书六部职权的冲突和调整，正是这样一个行政体制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经过晚唐五代延续到北宋前期，直到宋神宗元封年间的官制改革才最后完成。
    中枢体制的演进也因此顺着此前的发展趋势展开，宰相与皇帝在决策环节上的距离越来越大。当宰相也逐渐成为统领使职的具体政务裁决者时，翰林学士作为内廷决策的主角，其权力发展至极致；但随着宰相决策权力在元和以后的逐渐恢复，翰林学士的决策权又有所下降。宦官作为沟通君相的枢机人员，也逐渐取得了其在制度上应有的职权。但宰相具有一定决策权，是皇权官僚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安史之乱以后宰相的职权朝着掌管具体政务的方向发展，是行政体制转换带来的中枢体制转换的必然结果，并不能等同于三省体制下尚书六部和九卿的职权，更不是中书门下与尚书六部和九卿职权的简单替换。而宰相在裁决政务方面权力的发展和划分，也就成为后来政治体制演进的一个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