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既要对外开放，就要研究外部世界，可是直至今天，我们对外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历史的研究，真是太少太少了。又比如当权者贪污问题，干扰了改革开放，损害了党的形象，群众意见大，议论多。对此，史学工作者应当列为研究课题，揭示出存在于中国社会中贪污现象的本质。我以为，中国社会的贪污现象，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反映出中国封建地主制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本质特征。在欧洲封建领主制之下，领主合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于一身，拥有司法权。中国封建地主食土不临民，没有司法权，司法权归官府。地主对农民法律上的惩处，须求助于官府，所以贿赂成了必要手段。当官的虽有权，但权力大小并没有与财富多寡成正比，要发财，就要贪赃枉法。民谚："做官不爱财，回家无盘缠。"因此，中国封建社会权、钱交易司空见惯。古代钱又称为泉，取流通之意。泉、权异字同音。异字，泉权毕竟是分立；同音，表明可以互通。我们不能不惊叹祖先造字时表现出的智慧。贪污现象固然各国均有，但诚如古代老百姓所说"无官不贪"，中国封建社会格外严重，盖源如此。封建社会虽成历史陈迹，但扩散在中国封建官场中贪污毒菌遗留至今，仍在侵袭我们健康的肌体，亟待清除。而研究历史上贪污问题，对于消灭贪污毒菌，维护社会主义形象，具有现实意义，从而也体现出史学的价值。
    不能忘记史学的主要功能和基本任务
    福建师大教授林庆元：解放以来，史学界各种口号不断提出，如史学要为政治服务，如史学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等，现在又有一种提法，史学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史学要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里不讨论这些口号的正确与否。但其共同点是如何正确认识史学的主要功能和基本任务。
    众所周知，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资产阶级诞生以后的事，但史学的存在，却非常古老。而地位是非常之高的。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及社会进入商品经济阶段，史学的地位，无庸讳言，是急剧下降了！于是前几年有些学者不免有"史学危机"之呼喊，现在，虽未提出，但大家心里明白"史学"危机四伏，为此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我也赞同必须寻找出路。不过，不管社会如何演变，史学的主要功能无论如何是变不了的。
    那么，史学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这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史学的主要功能，就是起历史文化层的积累沉淀作用。这是最基本的。而且很不显眼，表面上看，与一般人毫不相干。但是，如果没有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将会怎样？所以，从负面去看它的意义，就非常重要。主要是起历史文化层的积累和沉淀的作用。由此派生出来的就是作为一个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养料。由于史学是一门专门研究过去的人和社会自然的科学，因而它也能训练人的思维能力，提高人的素质，增进人的智慧和社会经验。古人都十分重视"以史为鉴"。古今中外，政治家也都有相当丰富的历史知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功能。确实能为现实服务，也能为经济建设服务。如边界的历史资料，它就可以为外交家进行边界谈判的参考，水文历史资料、矿产的历史资料，也能直接或间接为水利建设、工业建设服务。并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然而，这样的情况并不是随时大量存在的。基本的功能只能起历史文化的沉积作用。
    历史学社会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史学工作者的基本任务，就是努力传播历史知识，为下一代积累历史文化，让历史遗产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与此同时，还要以历史对全体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这点，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有过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的。当"厚今薄古"的口号提出来时，有人便对史学体系七砍八杀，只剩下孤零零的几次农民战争；当批判"帝王将相"体系口号提出来时，一部有血有肉的历史变成了乾巴巴的社会发展史。我们总是习惯随着一时性的口号摇来摆去。现在，史学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是否也可能从另一个方向出现上述类似的倾向呢？目前还不能这样认为。但在一些选题方向上却可以讨论。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尽可能开拓研究课题。例如，过去避讳的宗教史之类的项目，今天已成热点。这是一个好现象，又如，过去很少接触的中国近代科技史，现在也开始起步。洋务运动史虽然从解放前后就有人研究，但总是在"左"的框框里跳舞。现在一旦摆脱"左"的偏见，我们会发现这段历史不但值得史学家深入研究，而且也值得领导同志和企业家一读。我们今天的现代化面临的问题，诸如资金问题、教育问题、外国技术引进问题、人才使用问题、社会环境问题，与晚清的洋务运动所面临问题十分类似。当然，我们今天的现代化任务、内容、层次与洋务运动有着本质的不同，但这不妨碍我们从洋务运动历史取得借鉴的好处。不过，史学的课题毕竟不可能经常地大量地与经济建设相结合，要大家都去追求类似的课题也不必要。因此，在选题方面，决不能挤掉表面看来与现实不能相结合的学术性课题。从目前看固然没有什么经济效益，但从长远看，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目前，许多课题的指导思想都着眼于实现，这不能说不对。但因为一些基金资助的课题是着眼于此，而且很少有自选题入选，这就可能出现一种倾向，即许多人为了取得基金，而选题计划又没有自己研究的项目，不得不申报一些自己未深入研究的或在领到课题再着手研究的课题，结果效果并不太理想。因此，我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选题计划时，或给于资助时，应该更多考虑作者的自选题。因为自选题往往是他几年至十几年研究的心得，对将完成的成果质量是有保证的。
    然而，成果即使出来了，却遇到了出版关，学术性成果对此关更难"过关"。越是学术性的著作，越是出不来。读者寥寥可数。这方面，我们史学工作者确实应当更新思想观念，尽可能把严肃的学术专著写得更生动更活泼，深入浅出，使一般人读得下去，像司马迁的《史纪》大家都喜欢读。此外，我们还可以把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写成历史演义，使群众喜闻乐见。我不赞成历史小说化，但写成像"七分真三分假"的《三国演义》，还是可以的，至今它还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学术性著作都能够写成通俗性的。更不可能都成为历史演义。因此，这类著作的出版，仍有待于国家和社会的资助。在国外，企业家资助学者出书是很普遍的。但在我国，有过企业家为一场歌舞会损赠巨款的记录，却未有为学者的出专著资助的事实。看来，要使企业家关心史学，还要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即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人们有了品尝更高层次的精神产品--史学著作的要求的时候。但我们也不必因此坐等，我们当前还应走出书斋到社会上去，与企业家建立一定联系，使企业家认识到历史学者并不只是研究"死人"而与活人无关，而要显示历史学者独有的能力。因此，学会可以适当吸收那些有一定历史知识而对它有兴趣的企业家参加。有些学会已这样做了。
    "以商养史"，各个学会有条件的，宜办些公司，并且要结合历史专业的特点。"仿古"制造大有可为，不妨一试。
    总之，史学的部门领导和学者，在目前商品经济冲击下，绝不能忘记史学的主要功能，不能忘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在这前提下，我们当然要尽可能寻找史学与经济建设的接合点，也要讲经济效益，这是毫无疑义的。
    历史学的价值
    福建师大历史系副教授汪征鲁：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很不成熟，相应的法律、科学、文化体制还没有健全或还没建立起来。在经商热大潮的冲击下，历史学的社会价值回落到一个从来没有的低谷。其种种表现如；大学历史专业既生员匮乏，又分配不出去培养出来的学生；历史著作出版难，即使出版了也引不起社会应有的注意；史学工作者收入菲薄，在职时难以以自身的学识找到第二职业，退休后也找不到补员的岗位；等等，等等。于是，种种企图把历史学与市场经济直接接轨、千方百计使历史学也能赢利的做法或赤裸裸、或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相继出台了。如在大学历史学设立一些既和历史学沾点边又直接为社会经济服务的课程和专业，如中国古代的经商之道、中国古代官场权术研究、旅游文化史、饮食文化史等，以招徕生员；撰写出版一些可读性强，迎合当前读者口味的历史性通俗读物，以大发行量而直接获取经济效益；历史教学、科研单位集体炒股票，办第三产业，以商养文；等等，等等。这反映了当前历史学的窘境，令人寒心更令人忧思。听任上述倾向的发展，中国的历史学又要走弯路了。
    我认为，历史从来就不是一门应用学科，而是一门基础文化学科。历史学是要为现实服务的，但这种服务主要表现在二个层次上：其一为其不断构成人类知识结构、文化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持续地满足人类日益提高的对历史知识的需求：其二为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诠释历史发展的意义，在宏观上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也部分地参与构筑人类的道德标准、精神信仰的体系。这些作用主要是从宏观上、从长远的观点上、从间接的过程中讲的。历史学一般不可能立竿见影地为社会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服务，不可能直接地、大量地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历史学之为现实服务有一个度，超出这个度历史学就会变质，甚至成为伪科学。如西欧中世纪强迫历史为基督教神权政治服务而使历史学沦为神学的奴仆。"文革"时强调历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搞什么"批儒评法"而使历史科学沦为影射史学。这都是典型的例子。同样，如果我们今天片面地强调或实行历史学为市场经济服务，那么这个历史学同样会变质。有鉴于此，古今中外，几乎一切国家历史学的发展不是靠自身产生的经济利益来发展的，而总是由国家或民间筹集资金来发展的，从而保持历史科学的个性、独立性及不同程度的科学性、公正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下，我国极需建立使我国历史学及其相类学科得以健康发展的财政保障体制。
    当然，无可否认，目前我国的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都不可避免地予历史认识、历史研究以巨大的影响。而问题是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这种影响。我认为，历史认识的目的有二，首先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复制业已逝去了的人类社会的历史。这种复制不仅要求细节、局部、全貌的生动、具体、真实，还要求结构、本质、规律的准确、真实。其次，对这一人类社会作出全面的、多层次、多角度的价值评价。而社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总是从二个方面促进这二个目的的不断实现和向纵深发展。其一是不断获得新的史料、研究方法（手段）、仪器，从而能在历史认识与历史研究中获取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历史客观性因素，并以此来进一步复制业已消失的人类社会历史。当前，历史学就面临着如何发掘更广泛的史料、如何将量化研究的方法、系统的方法、电脑技术进一步运用于历史学研究领域的问题其二为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局部更新，就必须对以往的历史不同程度地重新加以评价。这其中包括评价视角与层面的转换。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社会价值观念之核心也已经由极左路线下的"阶级斗争为纲"而被"以发展社会经济为中心"所取代。这一取代，对历史认识中价值评价的内容及评价之角度与层面的转换都会有影响。易言之，这种影响，决不应该是导致历史学直接为市场经济服务，或历史学必须以赢利为目的。
    历史学从来就是一种寂寞而又庄严的事业，是一种"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事业。历史学总以其"史笔千钧"的历史责任感与"勾沉发隐"的无穷魅力吸引着那么一些学人安贫乐道、长年累月地坐冷板凳，从而赓续并发扬光大着孔夫子、左丘明、司马迁们开创的事业。我愿与我的同道、同好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