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知州地位刍议
    作为一州之长、地方大吏的知州是很受宋代君臣重视的，宋政府对其制定有严格的选任标准、派遣制度、考核奖惩办法等。宋太宗曾说：“刺史之任，最为亲民，苟非其人，则民受其祸。”（注：《长编》卷25，太平兴国九年三月丙午。）为此，宋政府很重视知州的选任，除宋太祖立国之初任人唯才，不问资历，“初补京官，便除知州外”，太宗朝以后，便逐步重视知州的资历。一般文臣须曾任知县、通判，才可以除知州，武臣须曾历巡检、县尉、知县等县级亲民官，并曾历诸州都监等主兵官，不曾犯罪，有官员推荐，才能升任知州。外戚、宗室一般不许领州，伶人等杂出身的流外官更严禁知州。为了表示对知州的重视，宋代自国初就确立了由皇帝在殿廷上为新任知州当面遣行的制度，时称陛辞、殿辞、辞见等。辞见时，臣僚须向君主奏陈自己的施政设想，君主则对臣下提出希望和建议。孝宗乾道初年还规定，凡文武知州辞见应上殿而托故躲避者，“并不得赴任，委台谏、监司常切按察，以违制论”（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4，乾道元年八月庚寅。）。这种陛辞制度既表明朝廷对知州的重视，对臣下是一种鼓励，又可以使君主了解知州的人品才学，并藉此了解民情。所以，《宋史·循吏传》将皇帝亲自召见知州，“问以政事，然后遣行”列为宋朝得循吏三法之首。此外，宋政府还往往责令知州上任后半年之内向朝廷递送就民事及边防所作的时政奏章，这既可督促知州勤政，又能让朝廷及时了解下情。
    宋代的知州在总辖一州政务，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维护地方封建统治秩序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宋代设官分职的宗旨是分化事权，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防止地方专权和君权旁落。派朝臣知州、用文臣知州，目的是取代唐末五代担任方镇长官的专横跋扈的武将，然后又分路作为监察区，派转运使、提点刑狱等监司从上面监察知州，设地位较高的通判作为副职以牵制知州，凡州级主要文书，须知州与通判共同签字才算合法。可以说宋代知州在许多方面是有职无权的。如兵权，宋政府委知州以训练教阅地方部队、镇压地方反叛之职责，但为了防止知州拥兵自重，宋朝一开始就将全国精兵收为禁军，直属中央政府，留给地方的只是没什么战斗能力的病弱老残的厢兵。除沿边地区之外，中央禁军屯驻于地方者，数量有限。仁宗嘉祐四年，由于各地农民起义的震慑，宋政府不得不对兵势过弱的扬、庐、洪、潭、越、福六州和江宁府增设禁军，由知州（府）兼本路军马钤辖（注：《燕翼诒谋录》卷5。）。这是宋政府首次为东南诸州增屯禁军。宣和二年， 为镇压方腊起义，宋政府不得不再度为东南帅府大州增置屯驻禁军，但如杭州也仅增屯三指挥1500余人（注：《九朝编年备要》卷27，大观元年十二月；《乾道临安志》卷2，《军营》。）。南宋以后， 州郡屯驻禁军往往“缺不复备，名存实亡”（注：《燕翼诒谋录》卷5。）。 由于知州可指挥的兵力有限，这使知州在规模稍大的农民起义进攻下就没有抵御能力，更不用说辽、金、蒙（元）等强悍的外族政权的进攻了。
    知州有鼓励和发展生产，保证本州应缴赋税按期如数上供的责任和义务，但却对地方财力没有单独支配权。除了有额上供外，北宋中期以后又增设了“无额上供”，特别是北宋末年创经制钱、南宋初年创总制钱以后，地方财力被彻底抽空。知州只是奉命将朝廷下达的上缴财赋定额上供朝廷或本路监司而已。要者，宋代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盐、酒、茶、商税等专卖和工商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而知州对此项收入无权干预。北宋时，已有大臣批评知州权轻之弊。（注：《苏轼文集》卷26，《徐州上皇帝书》。）南宋时，针对宋政府“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注：《朱子语类》卷 128，《法制》。），知州“块然徒管空城，受词讼而已”（注：《叶适集·水心别集》卷14，《纪纲二》。），以致造成“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注：《宋史》卷418，《文天祥传》。）的局面， 有识之士如朱熹、叶适、陈亮、文天祥等，都提出了批评。此外，宋政府虽一贯重视知州的选任，但是，朝中失势或获罪的官员往往贬为知州，大州知州被责降者常改任小州知州，知州队伍中常常有大批贬降官，加之任期太短，知州本人也往往难以有较大作为。
    总之，赵宋王朝确立的地方行政体制在内部较成功地强化了中央集权，防止了地方割据。但是，地方过于削弱，在战乱时期又失去了必要的防御能力。当然，宋朝的亡国决不可仅仅归咎于知州权限过小，它与当时国家的各项政策都有关系，是一个应该从多角度进行全面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