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亲邻有权参与田宅产权的认定
    典卖田宅既然是亲邻享有优先权和执赎权，因此，不免在同族范围之内发生土地兼并，再加上兄弟之间分析财产，于是族内产权纠纷便层出不穷。天圣七年（1029）五月，桂州通判王告上奏称：
    昨通判桂州，每岁务开，民多争析财产。洎令追鞫，多是积年旧事。按伪刘时，凡民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始娶，便析产异造。或敏於营度，资业益蕃；或惰不自修，田亩芜废，其後尊亲沦逝。及地归中国，乃知朝廷编敕，须父亡殁始均产。因萌狡计，以图规夺。或乡党里巷佣笔之人，替为教引，借词买状，重请均分。洎勾捕证佐，刑狱滋彰，或再均分，遂成忿竞。故每新官到任，动须论诉。游手之辈，侥幸实多；勤恳之民，冤抑无告。（注：《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四三，又观《续资治通鉴》卷一0八。）
    南宋末年，高斯得在闽中所见，则是“往往父子相残、兄弟相贼、夫妇相弃、亲戚相雠，较锱铢之财而兴讼至历数载，因纤芥之忿而交诉殆遍诸司。虚造事端、伪立契券、欺诬良善、渎紊公私，泯泯棼棼，何所不有。”（注：《耻堂存稿》卷五，《谕俗文》。）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好多方设法预为防备。北宋官员皇甫鉴在并州，遇到一件兄告其弟非同父的讼案：
    曲阳县民兄弟讼者，兄告其弟非同父，不分与田产，弟不能自明，县邑久不决。府使君（皇甫鉴）治之，君使人按视其父母葬，告曰“彼虽无石铭，棺椁外当有题志者。”于是验之，果悉书其子孙名字，而其弟在焉，讼者于是首服。（注：《彭城集》卷三十八，《上骑都尉皇甫君墓志铭》。）
    兄告其弟非同父，最后以其父墓中题志所书子孙名字为证。当时普通百姓死后即使无石铭，棺椁外也要悉书子孙名字，其重要用意即在于以防日后子孙之间有人企图排斥其他应分者。
    不过产权纠纷并非都是如此简单，官府在处理复杂案件时，则需亲邻、族人参与。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秦州曹玮言：“州民多讼田者，究寻契书，皆云失坠，至召邻保证验，重为烦扰。”（注：《宋会要·食货》六一之五七，《民产杂录》。）当时买卖土地不按规定赴官税契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这使得产权不明，赋税负担不清。要解决这类问题，首先要“召邻保证验”，这是重新确认产权的第一个步骤。
    官府在解决这类纠纷时，坚持亲邻和宗族全体皆有权参与产权的确认。北宋时韩亿知洋州，就处理过这样一件财产讼案：
    郡有公校李甲者，豪于里中，诬其兄之子为他姓，赂里妪之貌类者使夺以为己子，又醉其嫂以嫁之，尽取其赀。嫂流离历诉于州及提刑转运使，每置对，甲辄赂吏，常掠使自诬服，杖而去者前后十余年。公至，复出诉。察妪色冤甚，遂索旧牍视之，皆未尝引乳医为证。一日，尽召其党，出乳医示之，甲遂伏辜。（注：《苏舜钦文集》卷一六，《赠太子太保韩公行状》。）
    李甲者于其兄死后，诬其兄之子为里中另一妇女所生，从而剥夺其继承权，自己霸占其侄应继承的财产。其嫂的冤情得申，最终是靠“乳医”即“收生婆”在全体宗党面前作证，证明这位被迫害的妇女确实是其子的生母，亦即李甲兄之子非外姓。这里不仅说明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宗族关系具有排他性，而且说明所有权本身也必须经亲邻、宗党确认方能成立。（注：类似这种嫁寡嫂图谋产业的事，朱熹在漳州时也遇到过：“某往在临漳，丰宪送一项公事，有人情愿不分，人皆以为美。乃是有寡嫂孤子，后来以计嫁其嫂，而又以己子添立，并其产业。”，见《朱子语类》卷一0六《漳州》。）
    既然亲邻有权参与确认产权，所以就不免有人买通亲邻，以图达到掘取并非自己当得的赀财。孝宗时吏部侍郎李椿上奏：
    自国家南渡以来，时有建议立法者，或父母在日，许令标拨产业。既分便不同造，或致互相兼并，有父母见在一贫一富者，有弃父母别居者，又有母受一子之分者，以致身后词诉纷纷，皆是。或有产业而无子孙，许令身后立继，多是意在图其产业，本无继绝之义。或寅夜葬埋，强行举挂；或计嘱亲邻，掩有赀财。论诉尤多，连年不决。（注：《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七，《风俗》。）
    族内甚至亲兄弟之间互相兼并，以至一贫一富。“计嘱亲邻，掩有赀财”，即兄弟之间争夺产业，因为亲邻权利的确存在，有的竟设计事先争得亲邻站在自己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