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因历法不同而误。对于我国历史上分裂的朝代， 《通鉴》采取了使用一国年号以记诸国之事的方法，即采取同一时间尺度来记载同一时期并存的各个政权的历史。这样就妥善地解决了分裂朝代年号各异，时间尺度不一的问题④。例如三国时代取魏年号，南北朝取宋、齐、梁、陈年号，五代十国取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记载同时代诸国的历史。但是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必须注意到一个问题，即当并存诸政权使用历法不一，置闰不同时，必须以《通鉴》用以纪年的政权所采用的历法为准，也就是说，在记载同时并存的各个政权的历史事件时，必须将记叙各政权历史的史书中用以纪年的历法，换算为《通鉴》用以纪年的政权所使用的历法。否则在将各政权的历史编纂在一起时，就会形成时间上的前后错乱。《通鉴》在有些地方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例如，齐明帝建武元年（公元494年）：“三月壬申，魏帝如平城。”本条下《考异》云：“《魏·帝纪》作闰月。按魏闰二月，齐历之三月也。”本年魏闰二月，齐闰四月，魏之闰月即相当于齐之三月。《通鉴》在使用《魏书》的资料时，将《魏书》闰月之事系于三月，改从齐历，显然注意到了当并存各政权历法不一时统一时间尺度的问题。但是就《通鉴》全书而言，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个问题，至少没有将统一时间尺度作为一条原则贯彻于编撰过程中，从而产生了不少年号与历法不统一的问题，导致了叙事时间的错乱。例如《通鉴》一二五《宋纪》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头，使关内侯代人陆真夜与数人犯围，潜入滑台，……乙丑，魏主渡河，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动天地；玄谟惧，退走。”本年十月戊子朔，无癸亥、乙丑诸日。按，元嘉二十七年即相当于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十一年“冬十月癸亥，车驾至枋头。诏殿中尚书长孙真率骑五千自石济渡，备玄谟遁走。乙丑，车驾济河，玄谟大惧，弃军而走。”所记时间与《通鉴》同，显然《通鉴》的记载源于《魏书》。但是，宋自元嘉二十二年就已改用元嘉历，而魏仍沿用景初历，两国历法不一。本年魏闰七月，宋闰十月，魏历之十月即相当于宋历之闰月。《通鉴》既以宋年号纪事，则不应沿用《魏书》，而应改从宋历。《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七年“冬闰月癸亥，玄谟攻滑台，不克，为虏所败，退还碻磝”。正作“闰月癸亥”，本年宋历闰十月丁巳朔，癸亥七日，乙丑九日。
    又，《通鉴》卷一六八《陈纪》文帝天嘉三年（公元562年）：“春正月乙亥，齐主至邺；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庙，丙戌，立妃胡氏为皇后，子纬为皇太子。……戊子，齐大赦。己亥，以冯翊王润为尚书左仆射”。按，本年正月壬寅朔，无乙亥、辛巳、壬午、丙戌、戊子、己亥诸日；且《通鉴》下文有正月壬寅（初一）、丁未（六日）事，与本条日次也不合。陈天嘉三年即相当于北齐河清元年。《北齐书·武成纪》、《北史·齐本纪》记载的时间与《通鉴》完全相同。齐历上年闰十二月，陈历置闰于本年二月，本年齐历正月即相当于陈历二月。《通鉴目录》卷十六正作“陈二月辛未朔，齐正月辛未朔。”《通鉴》正文沿用《北齐书》，置诸事于正月，误。二月辛未朔，乙亥五日，辛巳十一日，壬午十二日，丙戌十六日，戊子十八日，己亥十九日。
    6、因史源不同而误。《通鉴》对于不同历史事件的记载，取材来源往往不同，将各个历史事件按照时间顺序编次在一起时，有时会因为史料来源不同而前后倒置，使时序失次。例如《通鉴》卷一三五《齐纪》高帝建元三年（公元481年）：“六月壬子，大赦。甲辰，魏中山宣王王叡卒。”按，齐建元三年即相当于魏太和五年。本年六月己丑朔，壬子二十四日，甲辰十六日，壬子不得在前。《南齐书·高帝纪》云，建元三年“六月壬子，大赦。逋租宿债，除减有差。”《魏书·高祖纪》也记载，太和五年“六月甲辰，中山王（王）叡薨。”二书所记日干均与《通鉴》相同。壬子、甲辰不误，惟编次前后失序。
    又，《通鉴》卷一五五《梁纪》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十一月乙未，上幸同泰寺，讲《般若经》，七日而罢。庚辰，魏高欢引兵攻邺，相州刺史刘诞婴城固守。”按，梁中大通三年即相当于魏中兴元年，本年十一月丁卯朔，乙未二十九日，庚辰十四日，乙未不得在庚辰前。《梁书·武帝纪》云，中大通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义，讫于十二月辛丑。”辛丑在十二月六日，乙未至辛丑适为七天，与《通鉴》完全相合。又，《魏书·后废帝安定王纪》也记载，中兴元年十一月“庚辰，齐献武王率师攻邺城。”日干也与《通鉴》相同。乙未、庚辰不误，只是《通鉴》将两件事前后倒置。
    7、因误复上文而误。在《通鉴》记事时间的错误中， 有些是因为重复上文而发生的失误。例如，《通鉴》卷一五八《梁纪》武帝大同九年（公元543年）：“二月壬申，（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为侍中、司徒。……魏丞相泰帅诸军以应仲密，以太子少傅李远为前驱，至洛阳，遣开府仪同三司于谨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严：“申”改“辰”］，围河桥南城。”按，梁大同九年即相当于魏武定元年。本年二月辛酉朔，壬申十二日；三月辛卯朔，月内无壬申。严衍大概是因为三月无壬申，故将“壬申”改作“壬辰”，壬辰为三月初二日。但是据《魏书·孝敬纪》记载，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虎牢西叛。三月，宝炬遣其子突与宇文黑獭率众来援仲密。庚子，围河桥南城。”明确将围城事系于三月庚子（十日）。由《魏书》可知，《通鉴》因涉上文之“二月壬申”，而在三月下误复“壬申”，当从《魏书》，事在三月庚子，《通鉴》后“壬申”为复文，严衍改作“壬辰”，亦误。
    8、因一时疏忽而误。司马光编撰《通鉴》的严谨态度，是世所公认的， 所谓“抉擿幽隐，校计毫厘”⑤正是这种科学态度的具体体现。但是《通鉴》是一部规模恢宏的巨著，所以在记事时间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纯属疏忽造成的失误。例如《通鉴》卷一二○《宋纪》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春正月，魏改元始光。”“春正月”下《考异》云：“《宋·本纪》‘正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宋纪》‘二月己巳’，《宋略》‘二月癸巳’，李延寿《南史》‘二月己卯朔，皆误也。按：《长历》，是年正月丁巳、二月丁亥朔，《后魏书》‘纪’、‘志’是年无日食，今从之。”显然司马光主要是根据《长历》本年正月、二月朔日与《宋书》、《南史》等不合，从而删去了日食的记载，改从《魏书》。
    据《宋书·少帝纪》记载，景平二年（本年八月改元元嘉）“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标点本“校勘记”云：“二月癸巳朔，局本同，宋本、北监本、毛本、殿本、《通鉴考异》引《宋略》、《建康实录》作‘正月癸巳朔’《南史·宋本纪》作‘二月己卯朔’。按，陈垣《朔闰表》，景平二年正月癸亥朔，二月壬辰朔。查正月无癸巳，癸巳为二月初二日。然日蚀当在朔日，是年正月只二十九日，作壬辰朔者，盖后人定朔有误。《宋书·五行志》作‘二月癸巳朔’。今改从局本。”此说甚是⑥。
    但是，《考异》说，根据《长历》本年正月丁巳、二月丁亥朔，并因此否定了诸书关于日食的记载。《考异》中提到的正月、二月的朔日与《宋书》“校勘记”所引证的诸书、诸本都相去甚远，甚至与《朔闰表》元嘉元年正月、二月的朔日也毫不相干。“校勘记”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今查《朔闰表》及《通鉴目录》卷一三，元嘉二年正月丁巳朔，二月丁亥朔，与《考异》所载元嘉元年正月、二月的朔日正好相同。显然司马光由于一时疏忽，误将《长历》元嘉二年正月、二月的朔日当成了元嘉元年正月、二月的朔日，并以此来考订旧史的记载，宜其日干无一相符。
    又，《通鉴》卷一七九《隋纪》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八月甲子， 皇后独孤氏崩。”按，仁寿二年八月丙午朔，甲子为八月十九日。但是《通鉴》下文引王劭上言：“臣谨按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再雨金银花；二十三日，大宝殿后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时，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震满虚空；至夜五更，奄然如寐，遂即升遐，与经文所说，事皆符验。”这里说独孤后死于八月二十四日己巳，与上文所说的八月十九日甲子，两说相互矛盾。《隋书·高祖纪》也将此事系于八月己巳，与王劭所言相合。今查《隋书》卷三六《后妃传》：“仁寿二年八月甲子，月晕四重，己巳，太白犯轩辕。其夜，后崩于永安宫，时年五十。”己巳前有八月甲子月晕的记载。盖由于《通鉴》一时失检，因涉《后妃传》上文八月甲子月晕事，遂误将独孤后之死也记作了“八月甲子”。
    三、前人校勘失误试评
    前人对于《通鉴》在记事时间方面的错误，已经做了一些校勘考订工作，但是由于对《通鉴》记事时间的失误缺乏比较系统的整理总结，所以在校订《通鉴》原有失误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错误，时有误勘、误改。前人校勘失误大体上也可以归为七类。
    1、误改正文。《通鉴》卷七九《晋纪》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张：“十二”作“十一”］月，壬戌，魏帝禅位于晋，甲子，出舍于金墉城。”按，泰始元年十二月庚戌朔，壬戌为十二月十三日，甲子十五日。本年即魏陈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十七日），晋武帝改元泰始。据《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咸熙二年“十二月壬戌，天禄永终，历数在晋，诏群公卿具仪设坛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玺绶，禅位于晋嗣王，如汉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所记载的时间与《通鉴》完全相同，而且日次也相合。本年闰十一月，十一月辛亥朔，十二月庚戌朔，两月内均有壬戌、甲子诸日。张敦仁⑦盖以为十一月既有壬戌、甲子，则诸日不应在十二月，且《通鉴》本年不书十月、十一月，故改作“十一月”，但他却忽略了本年闰十一月。《通鉴》不误，张敦仁所改非是。
    又，《通鉴》卷二四三《唐纪》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冬十月己亥［严：“己”改“乙”］，以李载义为卢龙节度使。”按，本年十月乙未朔，己亥五日，月内无乙亥。严衍⑧改“己亥”为“乙亥”，误。查《旧唐书·敬宗纪》宝历二年“冬十月乙未朔，乙亥，以幽州衙前都知兵马使李再义检校户部尚书，充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仍赐名载义。”与严衍所改相同。罗士琳《旧唐书校勘记》卷八本条“乙亥”下云：“沈本作‘己亥’，张氏宗泰云：‘乙亥在乙未前二十日，不得次于朔下，据下有壬戌，非己亥即乙巳之误’。按，《通鉴》亦作己亥。”此说甚是。《旧唐书》之“乙亥”当为“己亥”之讹⑨，《通鉴》不误，严衍所改非是。张敦仁说，严衍改《通鉴》处“皆由考证而来”⑩，则此当为严衍误信《旧唐书》而误改者。
    2、误改衍文。《通鉴》卷一一七《晋纪》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二月，炽磐遣襄武侯昙达救石泉，蒙逊亦引去。蒙逊遂与炽磐结和亲。……二月［张：“二月”作“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通鉴》本年重出“二月”，而且后“二月”迳接四月，不书三月，张敦仁盖因此认为后“二月”为“三月”之误，所以改作“三月”。但是《晋书·安帝纪》义熙十二年“二月，加刘裕为中外大都督。”与《通鉴》所载相同。据此，《通鉴》之后“二月”当是衍文，而不是讹文，张敦仁所改非是。
    又，《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上知（萧）瑀意终怏怏，冬十月，手诏数其罪……壬申……丙戌，车驾还京师。冬十月己丑，上以幸灵州往还，冒寒疲顿，欲于岁前专事保摄。十一月己［张：“己”改“乙”］丑，诏祭祀、表疏、胡客、兵马、宿卫、行鱼契给驿、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决死罪以闻，余并取皇太子处分。”《通鉴》本年出现两个“冬十月”，前“冬十月”下有壬申、丙戌，后“冬十月”下有己丑。本年十月己未朔，壬申十四日，丙戌二十八日；十月无己丑，己丑为十一月之朔日。《通鉴》上文已有“冬十月”，后“冬十月己丑”应为“十一月己丑”之误；又，“上以灵州往还”句上已有“十一月”（《通鉴》正文误作“冬十月”）己丑”，则诏文前之“十一月己丑”当为衍文。张敦仁以《通鉴》二“己丑”重出，改后“己丑”为“乙丑”，误。《新唐书·太宗纪》也将诏令颁布的时间记为“十一月己丑”。
    3、错改讹文。《通鉴》卷二二一《唐纪》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筑坛于魏州城北，自称大圣燕王；……戊寅，上祀九宫贵神，用王玙之言也。乙卯，耕藉田。”本年正月己巳朔，戊寅为正月十日，正月无乙卯。“乙卯”下《胡注》云：“‘乙卯’当作‘乙酉’”。今按，乙酉为正月十七日，上距戊寅七日，《胡注》所改日次虽合，但间隔似嫌太久。《旧唐书》二十四《礼仪志》：“肃宗乾元二年春正月丁丑，将有事于九宫之神，兼行藉田礼。……戊寅，礼毕，将耕藉，先至于先农之坛。……翌日己卯，致祭神农氏，以后稷配享。肃宗冕而朱纮，躬秉耒耜而九推焉。”丁丑为正月九日，戊寅十日，己卯十一日。当从《旧唐书》，耕藉田在戊寅之次日己卯，《通鉴》“乙卯”为“己卯”之讹，胡三省谓“乙卯”当作“乙酉”，亦误。
    4、误改窜乱。《通鉴》卷一三四《宋纪》顺帝升明二年（公元478年）：“宕昌王弥机初立，三月丙子，魏遣使拜弥机征南大将军、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黄回不乐在郢州，固求南兖，遂帅部曲辄还；辛［严：“辛”改“己”］卯，改都督南兖等五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按宋升明二年即相当于魏太和二年，是年三月戊申朔，丙子为三月二十九日，三月无辛卯。严衍改“辛卯”为“己卯”，但是三月亦无己卯。《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年“三月丙子，以河南公梁弥机为宕昌王。”《宋书·顺帝纪》，升明二年二月“辛卯，郢州刺史、新除镇南将军黄回为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李安民为郢州刺史。”此将黄回改任南兖州刺史事系于“二月辛卯”，是年二月己卯朔，辛卯为二月十三日。显然应从《宋书》，《通鉴》之“辛卯”不误，惟因史料来源不同，在编次资料时，误将“二月辛卯”事系于“三月丙子”之后，导致了窜乱，严衍对此中情由未加详察，径自改《通鉴》“辛卯”为“己卯”，非是。
    又，《通鉴》卷二八七《后汉纪》高祖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欲召延寿及张{K1D713.JPG}、和凝、李崧、冯道于所馆饮酒，……辛巳［严：“巳”改“卯”］以绛州防御使王晏为建雄节度使。帝集群臣廷议进取，……辛卯，诏以十二日发北京，告谕诸道。”按，天福十二年五月乙酉朔，辛卯为五月七日，月内无辛巳。如以严衍所改为是，则前后二“辛卯”重出。《旧五代史·汉书·高祖纪》载，天福十二年夏四月“辛巳，以陕州节度使赵晖加检校太尉，华州节度使兼陕州马步军都指挥使侯章加检校太傅，以陕州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绛州防御使王晏为晋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五月“辛卯，诏取五月十二日车驾南幸。”本年四月丙辰朔，辛巳为四月二十五日。应从《旧五代史》，王晏事在四月辛巳，《通鉴》误将辛巳系于五月之下，严衍因其甲子不合，改“辛巳”为“辛卯”，亦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