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教授一向身体健康，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仍旧面色红润，走路平稳，讲起话来，声音洪亮。但他终于在这一年的12月20日突然逝世。这不是偶然的，完全是由于他长期超负荷工作，过分劳累造成的。以他逝世前六、七个月为例：除了为校内研究生及进修生讲课外，他还参加了一系列校外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其中包括4 月间赴厦门参加厦门大学建校60周年纪念会，5 月间赴上海参加《历史大辞典》编委会，7月到8月间作为历史组召集人赴北京参加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的学科评议组第一次全体会议，9 月间带领研究生进行毕业实习而赴北京十三陵作考察，10月间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赴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述活动进行中间，还穿插有筹划成立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组织和主持12月在天津举行的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会及《历史大辞典》明史分册、清史分册的编委会议，为参加拟于第二年2 月在厦门召开的郑成功学术讨论会撰写论文。这样频繁的东奔西跑、北上南下，如此繁多的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即使是中年人和青年人，也是承受不了的，更何况郑天挺教授已年过八十。其时，笔者作为其助手，曾单独或与有关同志多次劝他减少工作量，注意劳逸结合，暑假期间学校领导也曾安排他到北戴河疗养，但对这些，他一概婉言谢绝，年事越高，他越有抓紧时机为社会多做贡献的紧迫感，他心中全然没有个人的利害得失。他逝世后大家都后悔没能对其忘我的拼命式的工作进行“强迫性”的限制，同时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出其献身社会的追求是多么强烈，令人钦佩不已。
    郑天挺教授献身社会的高贵品德也体现在他的学术主张中。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并不是单纯从兴趣出发的，主要的还是以为社会作贡献为目的。他在史学研究上的重要主张之一是“求用”，就是力求使研究课题符合社会现实或学术发展的需要，使研究成果对国家、对人民、对科学发展都有益处。如为配合社会现实的需要，早在来南开大学以前，为了批驳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而炮制的满洲独立论，他就撰写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等论文，以大量史实为根据，说明满族同内地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到南开后，他的这类研究更为活跃。如1953年，他根据史籍的记载，指出中国并非不产石油，为新中国发展石油工业提供历史依据。60年代初，我国与印度政府进行边界谈判，他即查找到证明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地区是我国领土的有说服力的地图资料等，供给我国谈判代表使用。后来中苏开始谈判边界问题，他又将奴儿干都司的地理和历史当作研究课题，论证黑龙江流域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1978年笔者作为助手协助郑天挺教授组织明清史研究室的日常工作后，更经常接触到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服从社会需要的生动事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在1978年至1979年主编《明清史资料》一书时的情形。当时，他通过我向参加编写的研究室全体成员传达过如下三点编辑原则。一为尽量使读者多获得一些东西。他讲，编选资料是为了方便读者，为其学习和研究提供情况、给予帮助。因此，在编选时，一定要从读者需要出发，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多提供一些信息，编进多方面的内容。要设身处地地决定编选范围，也就是说，在确定应收什么内容时，编者不要把自己当成编者，而是当作读者。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郑天挺教授提出，这本资料的编选内容，要包括四个方面：原始资料、论文、论文索引、年表。编进原始资料，是为了向读者提供研究的根据；编进论文，是为了使读者能够藉以了解研究概况，继承前人成果，受到启发，便于寻找新的研究角度，确定新的研究课题；编进论文索引，是为了向读者推荐限于篇幅而无法编选进来的研究成果；编进年表，是为了便于读者用极少的时间，把握全貌。二为原始资料的选用，要讲求实用，反对片面追求新奇。郑天挺教授认为，这部《明清史资料》是为高等学校教师教明清史课程作参考用的，同时兼顾高等学校学生和中学历史教师的学习、研究之需，因而选题应该抓住明清时期的基本内容之外，还应在选编原始资料时，以完整、系统地反映基本情况为原则，不要片面追求新奇，追求所谓海内孤本，否则就有自我炫耀渊博而不顾读者需要之嫌。他举“明末农民大起义”一题作例说：《明史》里的李自成、张献忠本传，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在所有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史料中，它是最简明、最系统的一种，非常便于读者掌握，因而在编选这一专题时，我们就不要因为它最常见而不予选入，却去另选其他所谓罕见资料。三为编选论文要注意显示研究的发展轨迹，不要忽视小人物的作品。郑天挺教授认为，史学界关于每一个专题的研究，都有其具体的发展过程。对于这些具体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可以给人以启发，使人掌握历史研究的发展规律，在以后的研究中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提高研究水平，加快研究步伐，还可以使人加深对某些具体论点的理解，更好地接受前人关于这个专题的研究成果。所以编选论文时，除了注意兼收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外，还要尽量注意选取该专题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代表作，以向读者介绍出关于该专题研究的发展轨迹。这些代表作，有的出自名人，有的可能出于无名之辈；在编选时，要注意防止重视名人而忽视小人物的倾向发生。在我们的天平上，应该只称文章的“重量”，不计作者的地位。以上三个原则，内容虽有不同，但为读者服务的思想都在其中贯穿着，是它们共同的灵魂。笔者和研究室的全体同志，在编选过程中，贯彻了郑天挺教授的上述原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明清史资料》出版后，不仅得到了使用这部教材的明清史教师进修班的好评，也受到了有关史学工作者和读者的称赞。
    2.认真踏实的优良作风
    郑天挺教授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脚踏实地的人，时时处处干实事，建实功，从不说空话、干花活、哗众取宠、弄虚作假。他的这一优良作风，在南开期间表现得非常突出。如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文革内乱爆发前，在郑天挺教授主持下，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诸位教师从事《明史》校点工作时，大家根据郑天挺教授确定的办法，分头工作，相当认真仔细，往往为查对一个人名、地名、河流或时间，要翻检许多书籍。遇到难点，大家还凑在一起，共同磋商。每一卷书都是经过再三斟酌，大家都认为已无问题，才呈请郑天挺教授审阅。然而郑天挺教授并不因研究室诸同志已下过很大功夫，而放松自己的责任；自己工作虽然繁忙，他也从不草率对待。对送来的每一卷书，他都一字一句地阅读、思考，或径直将不妥之处加以改正，或将需要研究之处提给大家进一步讨论，以求解决问题、提高标点校勘的质量，多半是经过多次往返，才告通过。郑天挺教授在这次工作中所表现出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不仅保证了《明史》一书校勘、标点的高标准完成，而且使该书校勘、标点工作的参加者受到一次严格的作风训练，获益甚大，许多人经常以无限感激的心情，回忆在郑天挺教授指导下的这段工作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