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研究上，郑天挺教授有一个“求真”的主张，这一主张他不仅贯彻于自己的治学实践而且在南开的课堂上反复宣传。这是其认真负责、脚踏实地作风在学术主张上的体现。他讲的求真，就是在研究历史问题时，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地探求历史的本来面目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反对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更反对歪曲事实、信口开河。为了确保求得历史的真相，他提出了详细占有史料并正确加以分析的“深”、“广”、“新”、“严”、“通”五字要求。所谓“深”，是对史料的理解、认识要深刻，多问几个为什么。所谓“广”，是对史料的占有、发掘要广泛，不仅注意正面的，也注意反面的。所谓“新”，是要尽力发掘新史料、提出新观点、找出新角度。所谓“严”，是对待史料的态度要严肃，不可歪曲，不可虚构，做到条条有来历，处处有交待。所谓“通”，是对史料的解释要能适用于所有的处所，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很明显，不花大力气，不下实实在在的硬功夫，这五个字的要求是根本无法达到的。
    郑天挺教授在治学上，常用的方法叫“探微”，这也反映了其认真负责、脚踏实地的作风。他的“探微”，是指着重探讨一些具体的微小的史实。但对着重探讨的具体微小史实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而是联系着解决重大历史问题的大目标进行的。因此，这样的探微，实际上乃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通过集中精力解决一个个具体史实，求取重大历史问题研究得更为深入、解决得实实在在。如60年代以前，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许多文章把元末明初人徐一夔的一篇题为《织工对》的笔记作为论据，但这篇笔记是写于元末还是明初，所叙的手工业是丝织还是棉织，笔记本身没有明确说明，引用的文章也未加辨别，这就使这些文章对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探讨难于深入，更远谈不上可靠。于是郑天挺教授起而对这篇笔记加以研究，他以极为认真的态度，作了大量的调查，审视分析了上百万字的资料，从元明两代金融用语的差别、钞值的变化、织机与织工数目的比例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最后写出《关于〈织工对〉》一文，论定这篇笔记叙述的是元末杭州丝织业的情况。此文一出，立刻得到了史学界的公认，从此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在这篇重要资料的引用上，找到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郑天挺教授认真负责、脚踏实地的作风，也表现在他对学生及青年教师的要求上。当其研究生或青年教师向其请教治学门径时，他总是强调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1961年，其一名研究生登门求教并表示出了在学习上迫不及待的心情，他便讲了历史上许多学问家由博返约的故事，而后告诫这位研究生：要“注意打基础”，“弄通全局再进行专题研究，才会见微知著、洞察窍要、摸出规律、做出成绩”，“在学习上‘灭此朝食’的气概要有，但‘灭此朝食’的做法不行”。他在许多场合教导其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为了打好基础，一定要从一本本地精读基本史籍入手。要在一个时期内精读一本书：要仔细读，读不通不中辍；要前后对照着读，达到发现其对各种问题叙述的连贯性或矛盾之处；要反复读，不至熟能生巧不止；要对照有关史籍来读，以期实现充实、辨误、释疑、升华。60年代初他在北京大学等首都院校讲课时，也将在南开大学提倡的这些治学门径反复强调。鉴于其时历史系学生看书很少，对原始资料接触更少，他到处提倡认真读书，要求做到“博、精、深”三个字，即“博览勤闻”、“多闻阙疑”。提倡精读一本书，号召“精了一书再精一书”。南开内外的许多青年学子和中青年教师，由于听从了郑天挺教授的这一教导，最终成了笃实的大学者，有的后来因故改从其他行业，但也因从郑天挺教授学习扎扎实实的作风，受益匪浅，事业有成。
    3.不断前进，不懈追求新境界
    郑天挺教授的一生，是不断前进、不懈追求新境界的一生，这一点不仅表现于来南开大学之前，尤其表现于来南开大学之后。
    青年学生时代和服务于北京大学时期，郑天挺教授是一个关心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正直知识分子。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和福建学生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参加过追悼1926年“三一八惨案”受害者的集会，参加过1933年春天北京各界人士为共产党人李大钊举行的安葬仪式。在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学生时，他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冒险保护列入黑名单的进步学生。在北京和平解放之时，他毅然留下不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在解放之后、特别是奉调来到南开大学之后，他不仅继续为了国家和人民在自己的职位上辛勤工作，而且开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把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早在50年代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文革十年内乱期间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没能改变他的志愿和决心。四人帮垮台后不久，他更一次次郑重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1979年下半年，笔者和历史所党支部书记李宪庆同他一起带领明清史教师进修班赴易县西陵考察，途中住宿于高碑店的一个招待所，当我们三个人在郑天挺教授的房间中相聚时，郑天挺教授主动谈起他申请入党的事情，说到激动处，年已八十的他竟然眼含泪花，笔者和李宪庆作为他的学生，由此不仅了解了他申请入党的迫切而真挚的心情， 而且为他追求进步的高尚思想境界而深受教育。 1980年10月17日，他终于以81岁的高龄光荣地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夙愿。
    在学术上，郑天挺教授也是不断追求新水平。他在史学研究上还有一个“求新”的主张，这与前文提及的“求用”、“求真”合在一起，形成了其完整的“三求”体系。所谓“求新”，就是要不断研究新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一步，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或者提出新观点，或者发掘出新材料。他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解放后，特别是来到南开大学后，他不仅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觉悟，而且由于认识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提高史学研究水平的锐利武器，积极将之引入学术研究，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回答各种历史问题。他不仅自己这样作，而且教育自己的学生和身边的青年教师也要这样作。他经常对他们说：“马列主义是明灯，对知识分子来说，它既是改造主观世界的锐利武器，又是从事历史研究的指针。”“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明确方向，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有的人错误地认为马列主义过时了，不能用做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郑天挺教授则坚决地教育他的研究生：“你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要认为这些理论都是过时的东西。经典作家的很多理论，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正是由于他积极地将最科学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入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并坚持下来，而且教育自己学生也坚持这一先进的理论，这才使得他在解放以后，特别是在南开大学期间所写出的论文，视野比解放前大为开阔，对历史的发展规律也揭示得更加深刻，其所培养的学生，则质量大为提高。
    郑天挺教授在学术上不断追求新水平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他关于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的探讨。1962年他写过《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在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他没有以此为满足，此文发表后，又继续探讨了十几年，于1979年进而发表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一文，对前文在理论上及史实上，都作了大量补充，从而使研究的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郑天挺教授以谦虚著称。他在解放前出版的代表性专著，题名《清史探微》；1979年编成、1980年出版的汇集其一生主要论文的文集，又题名《探微集》。这都反映了他的虚怀若谷的修养。笔者在与他相处的日子里，经常见他对笔者或他人的文章、计划应邀提出修改建议后，总要加上一句：“我的想法，很可能是您已经考虑过而后来因某种原因而放弃了的，您不一定照我的意见办。”这不是他的客套话，从其诚恳的语气和表情可以看出，他说的这些话都是由衷之言。这使笔者强烈地感受到，郑天挺教授虽然学问渊博、声望极高，但确实不自以为是。正是这种虚怀若谷的谦虚品格，为他不断前进、不懈追求新境界，提供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