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国家起源、文明和城市化的问题
    国家、文明和城市的概念不仅产生的年代相当，产生的原因也相互关联。但是，人类学家似乎是依学术的潮流分别地对它们加以关注。五十年代是所谓城市研究的年代，肇始于柴尔德（Childe）的著名论文《城市革命》（17），终结于以《坚固的城市》（18）和《通向城市生活的道路》（19）为名结集两次讨论。文明是一贯的讨论话题，但是六十年代关于文明的重要著作不断涌现，比如《文明的黎明》（20）和《最初的文明》（21）等等。七十年代，由大量的关于“国家起源”或“国家形成”的专著和论文（22）可知，是转向国家概念的时候。后一种风气，即有关国家起源的探讨，甚至也在中国出现（23），尽管可能不是从美国传播的结果。
    这些概念最好放在一起观察并把它们作为全部进化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让我们看看隐藏在我们称之为文明的背后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现象。
    什么是文明？文明的界说很多，其中不乏精审而又复杂者。但是对大多数人－－特别是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文明是一种风格，一种品质。这种风格和品质主要是通过考古记录上的纪念性建筑和宗教性艺术等物质文化得以体现。简单地说，这些物质文化的东西，与日常生活的需要相距甚远，从实用的观点出发，很浪费。所以，一旦我们发现某一古代社会试图并且能够把巨量的财富投入看来似乎是没用的事情，我们便会惊叹它的人民进入了文明社会。在我们看来，一个社会的浪费越大，它的文明就越辉煌。
    如此看来，很显然，文明只有在社会拥有大量剩余财富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但是，必须指出，即使有技术上的革新，剩余财富也不会自然出现，因为生产的进步往往是人工性的。剩余财富是人工从社会的资源和财富里再聚敛的结果。财富的再聚敛使得社会的财富集中到一少部分人手里，从而赋予他们营造所谓文明的奢糜的机会和能力。财富的高度集中，至少应具备三对范畴或三种对立关系。我认为，在考古学上，文明是下面三对社会对立关系的文化表现：阶级和阶级，城市和非城市，国家和国家。换句话说，经济分层、城市化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文明形成的三种社会决定因素。
    毫无疑问，经济分层使财富集中在国家内成为可能，城市化则是由国家操纵的使不同的经济地区之间的财富集中起来的机置。以战争和贸易为形式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使更高一级的财富和信息的流动成为可能，从而扩大了经济的系统空间，方便了国家内的财富集中。所有这些原则在商代都已得到实施。目前的研究显示，商代社会的经济分层已经十分尖锐，高度复杂化的地区经济网络也已存在，更重要的是，它是由许多个处在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政权组成的。商代的考古学显示商代拥有我们称之为文明的种种特征。
    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我大胆称之为古代文明发展规律性的东西。首先，古代文明只有在超过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中才能发生（至少是两个，往往要超过两个）。文明不可能在被“野蛮人”包围的孤岛式的单个国家里诞生。正如亨利·怀特（Henry Wright）所指出的那样，“（复杂的酋邦）可能在环境优越的孤岛上存在，但是，如果它们不被纳入一个大的系统，似乎便不会进一步发展成为国家。我们关心的是由战争和联盟操纵的酋邦的网络组织”；“（国家）和酋邦一样，常常也在国家网络中存在。在简单的国家里，这些网络似乎为竞争和联盟所左右，一如它在酋邦中一样”（24）。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古代的列国－－夏、商、周及其他国家在华北和华中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所掌握的资源也不同。我们更进一步地注意到，根据商代的甲骨文记载，与商王国交往的主要国家处在和商大致相同的文化发展阶段上。三个或更多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彼此在经济上的连锁关系，造成华北和华中广大地区的资源和产品的进一步流通，而这是在单独的两个国家或被一群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部落包围的单一国家不可能实现的。产品的流通，对每一个国家之内的财富集中和剩余财富的形成，都造成更为有利的条件。此外，依靠国外的威胁或至少以此为借口加强内部的团结，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统治手段。正如炊哥尔（Triffer）所说，“供给塞维斯最近在古代文明的性质的大部的讨论的出发点的常识（truism），是国家不能全靠武力来团结的这种看法。一个政权要能生存下去，其隶下臣民的大多数一定得坚信它很难为另一个对他们更好的政权所取代”（25）。夏商周列国之间的竞争，以及长此以往造成的国家意识，也是各国内部政治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
    我们可总结的第二个规律性的认识，是国家内的财富集中越不平衡，该社会所产生的文明就越辉煌。反之亦然。这个原则，使得我们能够依据某社会的文明的发展表象，推断它的经济分层的程度以及地区经济系统的复杂状况。我们在考古学上发现的文明的表象越高，从实用的观点出发，该文明所造成的浪费就越惊人，距离日用越远。比如，即使对古代埃及一无所知，只要看一看图坦哈蒙王的陵墓，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端分层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地区经济特色各异，相互之间支持辅助，运作富有效率，国家之间的竞争激烈。毫无问题，我们看到的是伟大的艺术品，同样没有问题的是这些艺术品的完成背后，是巨大的人工投入。那么，何为文明的兴起和衰亡？用“兴起”和“衰亡”这些字眼去描述一个社会的文明，是人们无意识的主观价值判断的一个体现。我想，在评判一个文明的兴起和衰亡时，我们是否应该从普通百姓和社会进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有时候，一个文明的衰亡，意味着一个社会的进步。用费弗（John E.Pfeiffer）的话说，“一个人的衰微…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振兴。一个社会对权贵们的生活需要投入越少，就意味着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比如财富的更大范围的分配以及生活水准的提高）的投入越多”（26）。
    （译自张先生所著《商文明》的结语部分，耶鲁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