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时的认识
    毛泽东提出让资本主义绝种已过了40余年了，然而，他想让其绝种的私人资本主义，在经过20余年的消声匿迹后，又重新出现了。当然，这种私人资本主义即私营或民营经济，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地位以及其特性，都与建国之初的私人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对于这些，并不是本文所要议论的，问题是对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让资本主义绝种问题，到底是基于一种怎样的认识。
    任何一种思想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准确理解。同样，任何伟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的制约，毛泽东提出让资本主义绝种的问题，我们也只能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考察其缘由。
    应当说，让资本主义绝种，只不过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毛泽东对这一问题，首先是在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上提出的。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从共产党成立的那天起，就被作为奋斗目标，写在党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纲上就这样写道：“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册）第3页。）对于本国资产阶级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后的斗争实践中不断地深化，但共产党人始终没有放弃过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1945年的七大上，中共一面积极主张在中国大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一面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1991年版，（第十五册）第116 页。）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必须最终消灭私有制。中国特殊的国情，又使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民主革命中必须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保护民族工商业，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的一段时间，也必须保存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内的经济成份之一，因而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的是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但是，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一政策是一个不变的方针，也不赞同确保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所以，当1953年夏，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之后，他就明确地提出过渡时间就是让资本主义绝种。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这种事物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注：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上，私人资本主义最终是要灭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让资本主义绝种也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在私人资本主义尚有一定的生存空间，社会生产力还能容纳其存在时，有没有必要让其绝种。
    毛泽东让资本主义绝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他急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急切心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究竟应是怎样的模式，中国共产党真正比较明确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尤其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后。在建国之初，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人，对于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只能以苏联为样板。毛泽东既然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无法确定，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也就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间。因此，在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就确定10至15年的时间为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即让资本主义绝种的时期，因而在1953年6 月总路线正式确定时，毛泽东就提出了让资本主义绝种问题。到1955年10月，总路线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的实施后，农业合作化在毛泽东这年夏开展的对所谓的“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中，速度不断加快。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加速发展，又使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适当加快，而且能够加快，这就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的速度也应加快，以便使资本主义早日绝种，尽快实现共产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实际上就是开始按照计划经济的轨道运行。总路线提出之后，国家工业化作为总路线的核心，三改是一化的两翼。国家工业化是在当时的计划体制下进行的，这势必与以市场机制为前提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相矛盾。“三反”、“五反”之后，虽然毛泽东也曾表示要保留资本主义经济，但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使毛泽东感到：“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06页。 ）由于这些矛盾，使得资本主义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甚至没有。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这一部分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得到合理的发展，不能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国家的工业化也就难以实现。因此，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完全必要的。让资本主义绝种，只是毛泽东加快对资本主义改造，尽早消灭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表述，其目的在于早日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建国之前，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即民族资产阶级被作为革命的同盟军而对待。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势力被赶出了中国，土地改革的完成从根本上打倒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被没收成为国营经济的一部分，农业合作化运动又使农民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影响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确立的因素，主要体现在私人资本主义上。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三大敌人被打倒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成了国内主要矛盾。因此，到1952年6月，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458页。 ）这实际上表示，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下一步要打倒的对象，只是由于这个阶级在民主革命时间和社会主义革命时间都有两面性，所以打倒的方式应与官僚资本不同，采取的是赎买而不是剥夺的办法，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把对所有制的改造与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通过双重改造将这个阶级消灭。“让资本主义绝种”可以说是国内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结果。
    对于广大党员，尤其是工人党员来说，资本主义给他们的印象，主要是其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至于私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所起的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他们并不能切实体会到。相反，他们是在受剥削、受压迫中认识资本主义的。何况，当时全党还不可能认识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还只可能处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应当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存在的；在当时更不可能认识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以今天的认识去苛求前人，简单地得出该与不该的结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至少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所有制结构上必须是公有制、必须是计划经济。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05页。）尽早实现社会主义， 是当时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心声，私人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无疑会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的障碍，因而党内党外早日消灭资本主义的愿望也日益强烈，毛泽东对此也不例外。可见，毛泽东让资本主义绝种问题的提出，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人民早日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
    新中国建立尤其是一五计划开始后，国营经济逐渐壮大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国营工矿企业相继建成，这些企业在设备、规模、管理、生产效率上都超过了私营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内部充分体现了职工的主人翁地位。相比之下，私营企业的落后性便充分暴露出来。建国之初显示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党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宣传，使广大党员、群众，包括私营企业的职工，都希望社会主义早日建成。所以毛泽东关于让资本主义绝种的提法，正是党内外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强烈愿望的综合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