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是东汉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震撼朝野，几乎牵动着所有士人的心。而在这场波及全国的政治事件中，颍川、汝南、南阳三郡士人最为引人注目。作为党人大规模活动前奏的清议始于此地亦盛于此地，党人著名领袖出自该地，由此注定了党锢之祸中罹难最多者也是该地，而遭党锢惨痛失败后奔走营救同党者仍是该地区的士人。可以说，三郡士人确已成为党人的核心和中坚。何以至此？显然，这与三郡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士人风尚均有密切的关系。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以知识分子群体形象出现的党人，它以地方名门、名士为基础而最终成事，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借地域关系以交结朋党、虚誉成风的另一面。
    一
    东汉党议的产生，《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谓“起自甘陵、汝南”。甘陵之事，是指桓帝即位后，擢拔他的老师、甘陵人周福为尚书，而当时的河南尹房植也是甘陵人，在朝中甚有声望。于是在甘陵便流传“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之语，“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范晔论曰：“党人之议，自此始矣”。汝南事，则指汝南太守、南阳人宗资委政于功曹范滂，南阳太守、弘农人成瑨亦委政于功曹岑晊，二郡又流传“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的风谣。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中记述了这两件事后，写道：“因此流言传入主学，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举，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认为清议之风由此而起。
    被范晔视为党议开端的甘陵、汝南两事，若置于东汉中后期具体的社会背景下去分析，即可看出，甘陵房、周两家宾客之争，不过是各为其主扬名，与春秋战国的食客并无二致。甘陵流传的这则风谣，虽然也含有对士人为官途径之是非曲直的道德评价因素，且后来党锢之祸中甘陵确实也考案“南北部”之事〔1〕，但它的缘起主要是门徒私争， 与当时政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士人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并无联系，因而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的影响。汝南、南阳之事则不同，它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汝南太守宗资重用范滂，是“先闻其名”而“请署功曹，委任政事”的。范滂之得名，是因为作太尉掾时，曾毫无顾忌地举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结果受到尚书的责难，范滂即愤而辞官还乡。他任功曹这一要职后，“严整疾恶”，黜邪曲，擢直士，得罪权豪不少，以至于“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2〕。实际上汝南已开诬陷正直之士为党人的先声了。 南阳太守成瑨，也是一位“处位敢直言，多所博击”的鲠直派官吏〔3〕，他因郡内权贵子弟横行不法而欲严厉惩冶， 闻岑晊“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才请为功曹。岑晊遂即与成瑨商定，诛杀了与外戚、宦官串通一气，被称为“南阳大猾”的富商张汛，并诛杀其宗族宾客二百余人。郡中大震。“汝南太守范孟博”云云，无疑为汝南、南阳的某些士人所编，其用意在于讥讽宗资、成瑨无权（实则宗资与范滂、成瑨与岑晊是心心相印，彼我无忤的），表现的可能是那些不为范滂、岑晊所用者的不满情绪〔4〕。 由此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汝南、南阳确实已形成一定的小集团。
    成瑨诛杀张汛之事影响很大。时值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打击宦官及其爪牙的风潮渐起，太原太守刘颙收捕宦官赵津，山阳太守翟超没收宦官侯览家产，河南尹李膺等人纠罚宦官管霸、苏康，东海相黄浮诛杀下邳令徐宣。宦官大举报复，结果李膺、翟超、黄浮均服刑，成瑨、刘质惨死狱中。由此引起朝野哗然，太尉陈蕃曾不顾桓帝的盛怒，力谏成瑨等人是为国除害，不能诛杀。太学生们密切关注此事，“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之语，大约就于此时在太学流传。太学此语，就其形式而言，可能有鉴于甘陵、汝南品评人物之风谣，而论其实质，则与汝南之语有着更多的内在联系。
    以上仅就范晔之论所做的简单考察，可知党议的形成与汝南、南阳的人物品评、政治局势联系比较密切。结合颍川、汝南、南阳三郡的具体情况分析，更可看出三郡士人与党议的关系。
    颍川、汝南、南阳三郡在地理位置上紧相毗邻，民风民俗有许多共同之处。《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仆，颍川敦愿。……（南阳）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看来颍川、南阳两郡人士之间的交通任侠之风，至西汉中期仍盛而不衰。汝南属西楚，西楚风俗“剽轻，易发怒”〔5〕、“急疾有气决”〔6〕。这种交通任侠、急疾易起事的民风民俗，对于三郡士人当有一定的影响，其具体表现便是士人的交游与结党。东汉的颍川、汝南、南阳三郡，又正是全国范围内文化最为发达，士人最为集中的地区。有学者曾将东汉时期全国各地所出书籍、士人、五经博士、私家教授、公卿等五方面的数字予以详细统计，其结果表明，颍川、汝南、南阳在诸方面均位于前六名之中， 且多在前三名或前四名〔7〕。三郡文化之繁盛，与东汉初年的政局有一定的关系。光武帝刘秀以儒生而征战天下，北上发展时追随其左右的主要是南阳、颍川、汝南地区的豪强及士人。因而开国后功臣宿旧多为三郡之人（《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付坚马列传》后条列三十二功臣，仅南阳、颍川两郡即占二十一人）。他们深知刘秀收兵权、抑武扬文之意，不少功臣及其子孙专注于儒经。新野人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即其典型〔8〕。 三郡特殊的政治地位，为其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汉定都洛阳，邻近京师的地理位置，又为三郡士人游艺太学、广交名士、了解天下大事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作为文人学士荟萃的三郡，士风异常活跃，士人高自标榜、不交非类的特点也格外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