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郡之内士人交游、品评之风如此，三郡之间士人的交往也很密切。他们有的结识于太学（如南阳何颙与颍川贾彪、 颍川陈实与汝南陈蕃、南阳岑晊与颍川李膺），有的则常至邻郡访士（如许劭到颍川“多长者之游”〔31〕；荀淑到汝南访黄宪、袁阆〔32〕）。三郡士人又自然成为他们共同议论的话题（荀爽与袁阆曾共论颍川士人〔33〕）。
    三郡的这种交游、品评之风是其它郡国所远远不及的。活跃的士风，邻近京师的地理位置，使三郡士人对政治格外敏感，往往闻风而动，遇事便发。东汉外戚、宦官经几番生死博斗后，值桓帝时期，宦官势力甚嚣尘上，引起天怒人怨所谓“匹夫抗愤，处士横议”〔34〕，“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35〕！清议之风便首先在三郡悄然兴起。除人们所熟知的许氏兄弟“月旦评”之外，兹有下列史料可做旁证。一是《后汉书·五行志》载，桓帝时有人上书言“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威作福”。采何“虚誉”？不得而知，然而从当时形势分析，举国上下对宦官集团切齿痛恨，此时能博得声誉者，一般为不与宦官合作的正直之士。此上书单单点明三郡，这里的“上采虚誉”，很可能即是指三郡士人中激扬名声、互相提拂、议论朝政的清议之风。二是《后汉书·朱穆传》载：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 南阳人朱穆任冀州刺史，因逮捕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被关进左校服劳役。颍川颍阴人刘陶时为太学生，率数千太学生诣阙上书，为朱穆讼冤，桓帝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放了朱穆。这是东汉太学生首次公开联合声援与宦官势不两立的鲠直派官吏，也是东汉太学生请愿活动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作为这次请愿的组织者、领导者，刘陶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而刘陶的所做所为，与颍川士风不无联系。刘陶在上书中又特意提到“臣同郡李膺”，认为李膺与朱穆“皆履正清平，贞高绝俗”，实为“中兴之良佐，国家之柱石”〔36〕，赞誉之情，溢于言表。此事从侧面说明了三郡清议之风的盛行。无独有偶，十二年之后，即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曾为颍川郡颍阴县令的苑康在泰山太守任上，因打击宦官而将被流放日南，“颍阴人及太山羊陟等诣阙为讼，乃原还本郡”〔37〕。看来到京为苑康讼冤的“颍阴人”定然为数不少，苑康才会被赦免。这位苑康在颍阴时，与颍阴名士关系密切，曾谓荀氏有八子，古代的高阳氏亦有才子八人，故改荀氏旧里西豪为高阳里。颍阳人的诣阙为讼，恐与荀氏等家族有关。它实际上也是对苑康打击宦官行为的声援，与刘陶率数千太学生为朱穆讼冤之事的性质一样。所不同的是，京师的太学生易于发动，地方上至京师的请愿，则要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方能成事。而颍阴人竟至诣阙为早已离任此地的苑康上诉，与颍川等地的清议之风应密不可分。三是《世说新语·赏誉》注引《李氏家传》曰：“（李）膺岳峙渊清，峻貌贵重。华夏称曰：‘颍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陈仲举，轩轩若千里马。南阳宋公叔，飗飗如行松柏之下’”。作为家传，一般不免有溢美之辞，这条记载却不是为李膺一个人歌功颂德，而是将李膺、陈蕃、朱穆三人并列，三位又都当之无愧是三郡反宦官的代表人物。它显然不是某个家族所编，而是三郡士人在品评人物过程中经过认真论定的。其流传大致应在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到桓帝延熹六年（公元163年）之间。 因公元153年朱穆由刘陶等人为之请愿而显名，公元163年朱穆已去世，所以到公元166年第一次党锢后士人所颂扬的三君、八俊中已没有朱穆的名字了。并且在公元153--163年十年间，李膺、陈蕃、朱穆都已因反对权贵而显名，又都曾一度闲居在家乡〔38〕。三人未出仕前在各自郡中已有较大影响，又因得罪宦官而被免官返乡，更为乡人所敬重。三郡士人于此时编出歌谣来赞颂他们，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关于三郡风谣与太学风谣孰先孰后的问题，袁宏《后汉纪》卷二二曾曰：“是时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名行善恶，托以谣言”。认为太学生们对陈蕃、李膺的颂扬在先，汝南、南阳对范滂、岑晊的风谣在后。由论看来有一定的偏差。据我们上述的考证，公元153-163年，李膺、陈蕃、朱穆三人的早期政绩在三郡已赢得声誉，地方上便有风谣颂之。约在公元160-166年，南阳、汝南两郡流传“汝南太守范孟博……”之语〔39〕，而太学中流传“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的风谣，则是在李膺、陈蕃返京（朱穆已去世），又有打击宦官壮举之时， 其时大约已在公元166年左右了。经太学生鼓动，天下“托以谣言”，议论朝政之风遂波及开来。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从中央到地方，一批正直官吏严厉惩处宦官及其爪牙，太学生们欣喜若狂，为之摇旗呐喊，而宦官集团则已磨刀霍霍，伺机下手了。
    二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 导火线是李膺（时为司隶校尉）杀了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又杀了与宦官交往密切的术士张成。张成的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桓帝震怒，诏下郡国逮捕党人，于是李膺、陈实、范滂等二百余人锒铛入狱。
    陈蕃时为三公之首的太尉。当桓帝与宦官商定大捕党人、案经三府时，陈蕃拒不签名。李膺等人下狱后，他又上书报谏，然而一切无济于事，陈蕃反而因此被免官。于是“朝廷寒心，莫敢复言”。贾彪时为新息县令，未及于难，却慨“谓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乃入洛阳，说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武等讼之， 桓帝以此大赦党人”。贾彪之所谓“同志”，当然是不与宦官合作的士人。他选择窦武，除了窦武身为外戚（窦武长女于公元165年立为皇后）， 可起一定作用外，更因为窦武平时与士人交往甚密〔40〕。
    党人被赦免后，被宣布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而他们的声望更高了。李膺回颍川，“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范滂出狱返乡，“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辆”〔41〕。以数千辆车的规模前去迎接，其场面、气氛之悲壮可想而知。它实际是南阳、汝南士大夫对宦官的又一次规模宏大的示威，标志着反宦官运动的继续与深入。不久，士人便“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推出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三十五位名士。
    这三十五位名士中，三君为：窦武、刘淑、陈蕃，“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八俊次一等，“俊者，言人之英也”，为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这些名号，当时也经许多士人反复议论。《世说新语·品藻》载：“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蔡邕）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陈蕃、李膺以下的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中，史籍明载有博击宦官之举的有：荀翌（颍川人，荀淑的侄子）、杜密（颍川人）、刘祐（中山人）、魏朗（会稽人）、蔡衍（汝南人）、范滂（汝南人）、陈翔（汝南人）、苑康（勃海人）、羊陟（太山人）、张俭（山阳人）、岑晊（南阳人）、翟超（籍贯不详），加上陈蕃、李膺，十三人中，三郡士人占了八人，且陈蕃、李膺的地位与影响又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审视这份由士人议定的“名士谱”，以三郡及今山东境内山阳、泰山、东平一带的人士最为集中（此地有张俭、刘表等十一人），而山阳人士除张俭外，并无过人之举〔42〕。山阳人王畅曾为陈蕃所举荐，主要政绩是在作南阳太守期间惩治不法豪族。刘表当时则只是随王畅在南阳就学的一介书生。王畅、刘表分别被列入八俊、八及，大约主要还是南阳、汝南的舆论力量。总之，这三十五位名士中，三郡士人显然处于一种核心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