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今天的评说
    从50年代当时的具体情况看，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显露出来了这样那样的弊端，如果国家不对其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任其自然，不加干预，那么，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不利的。私人资本主义从其本性来讲，并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社会主义的前途。相反，他们所希望的是在新制度下，仍有广大的发展空间，能够自由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盲目生产和盲目经营，必然与国家经济建设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相冲突，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也会加剧同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妨碍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顺利扩大。在私人资本主义存在的情况下，虽然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不怕资产阶级造反，但在建国之初表现出的限制与反限制的复杂性、尖锐性，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对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进行改组，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使之变革所有制性质，在当时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如果说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工人阶级还没有对于资产阶级进行激烈斗争，资产阶级就还保持着很大的威风”的话，那么，“五反”运动之后，资产阶级事实上已不可能再照旧生存下去了，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让资本主义绝种的问题。50年代进行的对私人资本主义改造，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允许私营、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二者之间并没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内在联系，况且，50年代的私人资本主义与今天的私营、民营经济虽然在所有制上都具有私人占有性质，但它们在两个不同时期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地位、作用都是大有差异的。而且现阶段，我们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私营经济只是丰富多样的所有制形式之一，今后所有制的发展方向，也只能以公有制为主导。今天私营企业的发展，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还不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在50年代初期，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当时的环境与条件并不允许私人资本主义无限制地发展。何况当时国营企业与私人企业在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上，前者要大大优于后者，并不是象现在的国有企业那样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当时，国营企业在管理体制上虽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它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相比，其先进性和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从一定程度上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本意也是为了使这些企业通过改造，提高生产力水平，以适应国家工业化的要求。事实上，这些企业在改造完成之后，确实在生产效率、管理水平、职工积极性诸方面，都大大超过了改造前的水平。所以，当时从总体上提出消灭资本主义，或者让资本主义主体部分绝种，也是有其合理性的。
    问题在于让资本主义绝种的时间究竟在何时合适，消灭资本主义是不是有必要使其片甲不留，消声匿迹。按照毛泽东原来的设想，消灭资本主义的时间本来是比较长的。1949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讲话时说，有了条件，准备好力量，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二十年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25页。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毛泽东在1953年9 月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时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三、五年能办得到的，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注：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5年10月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还认为大约在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可是，随着农业合作化速度的日益加快，毛泽东主观地认为对资改造的速度也必须加快。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就宣告基本完成，这离1955年毛泽东提出让资本主义绝种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离1953年6 月他第一次提出让资本主义绝种也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从现在看，一是“绝种”的时间太快，大大缩短了原来预定的时间。二是“绝种”的方式太绝对，企图使资本主义断子绝孙，且只采取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使之变成了清一色的国营公有制企业，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式则弃之不用。“假使当时不搞得那样匆忙，多花一点时间探讨社会主义改造的多种形式，情况可能会要好些。”（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30页至431页。）三是即使当时资本主义绝了种，如果按照1956年底毛泽东提出的既消灭资本主义，又搞点资本主义，私人工厂可以开，地下工厂应合法，也能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中国经济保持多种所有制形态，避免后来长达20余年的只有公有制这一种单一的所有制情况，从而避免中国经济的一潭死水。可惜，这一点没有做到，使资本主义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真正绝了种。
    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是与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相容的。但是，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使得刚刚脱胎于旧制度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纯之又纯的，应当允许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多种所有制存在。对某种应当存在的所有制结构，主观上去消灭，让其绝种，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可以做到，但必然付出代价。因此，只要这种所有制还有一定的活力，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益于国计民生，就应允许其存在，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发展。让资本主义绝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感问题、爱憎好恶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力接受程度的问题。某种所有制是否有存在的理由与依据，并不取决于我们感情上喜不喜欢，而应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以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为根本标准。
    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理论都带着时代的烙印。后继者的任务并不是以当今的标准去苛求与指责前人，而是从他们的思想中吸取营养和教训，这样，在前人开拓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就能走得更快捷，更少走弯路。我想，对毛泽东让资本主义绝种问题的认识，也应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