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汉书》的史论
    范氏《后汉书》的特点之一是在每篇纪或传之后著以评论，有的传前撰有小序，各篇之后均缀之以赞。这些论、序、赞，我们合称之为范氏的史论。
    范氏写这些史论，不是就事评论，而是有其目的，这便是他所说的“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见《狱中与甥侄书》）。他说的“一代得失”，虽是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但也含有启迪当时的意味。范晔是南朝刘宋时的人，曾为彭城王刘义康的冠军参军，迁尚书郎。后左迁宣城太守。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帝位废立迭起。范晔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人，他的政见就委婉地透露在这些史论中。他说：“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狱中与甥侄书》）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遭了杀身之祸。
    范氏在《后汉书》中的史论，大体可概括为三类，一为抒政见；二为评人物；三为寄感慨。
    1.关于抒政见的。如论为国之本在于“得众心”。“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王良传论》）他在王昌等人合传中说：两汉刘氏享国四百年是因为“能得众心，则百世不忘”。“得众心”，这是他的卓见。
    论刘秀统一天下之后，“不以功臣任职”是“深图远算”。认为“直绳则亏丧恩旧，挠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不得不校其胜否，即以事相权。故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朱祐等合传·论二十八将》）“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见《景丹传》后论“二十八将”）“以事相权”是范氏提出的为政用人的原则。以后晋代及南朝刘宋之广封诸王，目的在于屏藩帝室，却正蹈此失。
    论处理边地各族的问题。他认为两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作寇，马文渊（马援）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见《西羌传》）他认为“中兴以后，边难渐大，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同上）分析祸乱之起，是合乎实际的。他论东汉战胜匈奴之后，“若因其时势，及其虚旷，还南虏于阴山，归河西于内地，上申光武权宜之略（“光武权宜之略”是指“徙幽并之民，增边屯之卒”，“总揽群策，和而纳焉。”），下防戎羯乱华之祸。“未能如此办理，后来“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呜呼！千里之差，兴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见《南匈奴传》）也有一定的道理。范氏生于边族进入中原，南北朝分立之时，故对匈奴问题有深切的感受。
    他论东汉一朝，以和帝时国力最盛。“齐民岁增，辟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方。”（见《和帝纪》）从人口和生产着眼，以评盛衰，是很有眼光的，但此后东汉就转衰了。
    2.关于评人物的。范晔所写的论赞，大多是评论人物的。他评论帝王、将相，评论学者、节士、妇女等，篇什甚多。
    他歌颂刘秀是“受命之帝”，不免流于庸俗。他评论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却讥其信任臣下之“以察慧为言”，“弘人之度未优”，论其为政苛刻，是恰中要害的。评论章帝是“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采取曹丕评论“明帝察察，章帝长者”之说。（均见《帝纪》）
    他说临朝称制的邓太后“始失根统”，（见《安帝纪》）对其在位诸事，详论其事非，而贬词较多。（见《皇后纪》）亦有特见。
    他对将相及显要人物的评论，颇有许多独到见解。如评邓禹一族的先盛后衰，终于受祸，是“恩非己出，而权已先之。”邓禹深明此意，处处谦让，而其后人却不能，故终于取祸。
    对击灭北匈奴的大将军窦宪，范氏则认为功大过小。“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而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见《窦宪传》）这是有创见的。
    论郑玄之功绩为“括囊大典，纲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见《郑玄传》）这是公允的。
    论贾逵巧于逢迎，“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见《贾逵传》）
    论班固：“迁（司马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见《班固传》）不抑扬班马，而公正论事，其评价是恰当的。
    论王充等“多谬通方训，好申一隅之说。”（见《王充传》）此论失之偏颇。
    论马融晚节不修，“奢乐恣性，党附成讥。”（指依附梁冀）“颇为正直所羞。”（见《马融传》）也是符合实际的。
    论蔡邕之事董卓，“匡导既申，狂僭屡革。”并非一味依恃权臣，王允杀之，是“未或闻之典刊。”（见《蔡邕传》）颇能为伯喈伸冤。
    东汉宦官专横，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史书及士人大都痛恨此辈，但范晔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他认为“奄尹倾国”，但“亦有忠厚端平，怀术纠邪”之人。“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横而已。”（见《宦者传》）也是持平之论。
    论大司马吴汉是“质简而强力”，故见信于刘秀。论大将岑彭、冯异、贾复：“冯贾之不伐（指不夸己功），岑公之信义，乃足以感三军而怀敌人。”（各见其本传）
    论张衡“围范两仪，天地无所蕴其美；运情机动，有生不能参其智”。（《张衡传》）对张氏之科技成就，予以高度肯定，是颇有眼力的。
    论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见《李固传》）也是确切的。
    3.关于寄感慨的。如：范晔评东汉儒家的流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导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见《郑玄传》，下文系论郑玄之注经功绩，前文已引）
    论东汉人才虽盛，而政府昏暗，不能有所作为。他说：“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吴祐、苏章、种暠、栾巴牧民之良幹，庞参、虞诩将帅之宏规，王龚、张皓虚心以推士，张纲、杜乔直道以纤违，郎{K1D504.JPG}阴阳详密，张衡机术特妙，东京之士，于兹盛矣。向使庙堂纳其高谋，强场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辞，举措禀其成式，则武宣之轨，岂其远而！”到了“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奖鉴人伦；陈仲弓弘道下邑。其余宏儒远智，高心絜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见《左雄》等传）然而国势日下，濒于覆亡，基本原因在于君主昏庸，不能用人，不能纳谏。这个评论，在历史上是有普遍意义的。
    论两汉风气的转变：汉初“任侠”之风盛，武帝以后，“守文之徒，盛于时矣。”东汉初，“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奄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见《党锢传·序》）这个分析，虽不很全面，但却给研究两汉史者以启发。
    论生与义的关系说：“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舍生可也。”（见《李固传·论》）这是孟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说的推衍，可惜他本人未能做到。
    论东汉之学风：光武“爱好经术”。明帝于辟雍讲经，章帝大会白虎观，经学颇盛。邓太后称制以后，“学者颇懈”。以后“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虽修复学舍，增广生徒三万人，但“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见《儒林传·序》）这是一个简明的东汉学风史。
    论东汉盛行之“符命”、“图谶”：“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是以通硕儒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见《方术传·序》）这个评论也很有见地。但东汉“符命”流行颇广，仍不能消灭。流及魏晋；仍假“符命”（天命）以夺取帝位。
    范晔对他的史论，颇为自负。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即贾谊的《过秦论》）。尝共比方班氏（班固），非但不愧之而已。”（见《狱中与甥侄书》）这是他临死前的绝笔，是他最后的自我评价。这个自评，大体是合于实际的。
    王鸣盛评范书曰“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推尊独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见《十七史商榷》61卷）是赞扬之辞。
    王先谦评范书曰：“褒尚学术，表章节义，不蹈前人所讥班马之失。至于比类精审，属词丽密，极才人之能事。虽文体不免随时，而学识几于迈古矣。”（见《后汉书集解·序》）这个评价是确切的。
    范氏的史论，《昭明文选》曾收了五篇，即《皇后纪论》、《二十八将论》、《宦者传论》、《逸民传论》、《光武纪赞》。从文学角度上看，范的史论也是上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