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陶文化遗存在新疆的哈密、巴里坤、奇台、吐鲁番、托克逊和且末等地均有发现。从彩陶形制和风格分析，它与甘肃的马厂类型、火烧沟类型和沙井类型文化等有相似之处，受甘肃地区彩陶文化传统的影响较大，与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出土的彩陶在特征上有着明显的不同。70年代在乌鲁木齐附近的阿拉沟、鱼儿沟墓葬清理出的大批彩陶，专家们认为：从彩陶图案分析，可以明显看到接受过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一些古代文化的影响。例如，它们和玉门县清泉公社火烧沟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形制及彩陶图案，就有不少的共同点。当然，火烧沟遗址的绝对年代更早（《新疆古代民族文物》第4页，《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173页）。这些墓葬的人骨测定，有不少属于深目高鼻的人种体型，与蒙古人种杂处，说明人种融合在这里已经突出表现出来。
    阿勒泰至准噶尔盆地北部的广大地区，发现了大批石人石棺墓，墓葬跨时代较长，遗物内涵比较复杂，有石器、铜器、陶器、骨器、铁器等。从人体形象特征分析，他们和我国北方的呼揭、铁勒、突厥等有着族源关系，是阿尔泰语系居民的一部分。
    楼兰遗址的发现，曾两次轰动世界，一次是在本世纪初，一次是在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后者是孔雀河古墓沟的发掘，遗物以木、骨、角器为主，还有较多的草、麻枝编织品，石器极少，未见陶器。从尸体测定，墓主人有雅利安人种的特征。综合罗布泊及其以西包括于田、疏勒的古交通线上，分布着互不相属的许多古代遗址，其中包括石器和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居民和文化内涵，有较多欧洲人活动的遗迹，蒙古人种数量不占优势。而在昆仑山中，从若羌至葱岭，氐羌人活动较多。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即中国春秋末期，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向其邻近地区的居民展开征伐活动，其中包括不属同一种族，也不是同一民族的所谓“塞克人”。塞克人泛指分布于中亚两河流域中下游和黑海以东的许多部落，语言、习俗并不相同。在征伐塞克人的过程中，一批塞克人东下，进入伊犁河盆地，另一支越过天山进入塔里木盆地西部。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伊犁河流域发现了大批塞克文化的遗址。这一类型的文化遗存向东一直延伸到天山东部，与“车师文化”和中原西传到哈密、吐鲁番盆地的文化相衔接，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民族文化融合区。这一融合区对以后新疆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
    传说炎、黄二帝曾在西北地区活动过，后来这许多传说被记载了下来，如《山海经》、《史记·五帝本纪》等史书。我们不去研究这些传说的可靠程度，但共同反映的一个事实是值得重视的，即先秦时期通过传说把三皇五帝和周边各族的关系联系起来，一方面是对大统一要求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原王朝在接受四方来贡的同时，也把一些宗室、属民陆续向四边迁移，在周边民族中落户后融合于周边民族之中。与考古文化相印证，西北地区与中原的关系是源远流长的。
    进入殷商时期，中国历史就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阶段。殷商的少数民族状况，在著名的《伊尹四方献令》中有详细记载。西周建立初，东都洛阳王城既成，大会诸侯和“四夷”重申商代《伊尹四方献令》，后来文收入《逸周书·王会解》中。献令中规定“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己、耳、贯胸、雕题（齿）、离上、漆齿，请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奷犁（《史记·匈奴列传》称“薪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良弓为献。”以上所举除少数为西南、东北民族外，多数为当时西北民族。商王朝规定贡献内容，而且这些贡物正好是该地区民族的特产，说明朝廷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当然这篇文献经过后人的多次改动，出现了以后的一些族名，但总体来说，还是可以反映商代西北民族情况的。个别族名需要加以解释，如狗国可能指犬戎，鬼亲可能指鬼方狄，奷犁可能是秦汉时期的新犁等。西羌是商的西方大族，献令中未曾提及，这是因为商代视羌人为可任意宰杀的奴隶，地位极低，不能与诸侯“四夷”并列。
    商代中后期，曾发生过又一次大的民族迁徙活动。犬戎（昆夷）从黄河下中游向西迁移，一度成为西方大族，与周族进行过长期的斗争，最后势力衰弱，部落分散。周族原来居住于山西汾水流域，从古公亶父开始西迁，经过长途跋涉，逾梁（山西吕梁山）至岐（陕西岐山）下，同行者还有大批戎狄。羌族分布较广，殷虚卜辞中所指的羌人，分布于晋西地区；周族西迁岐，与之结为婚姻集团的姜氏之羌，较早就居住在关中西部及陇东一带。而河湟地区后来被称为羌人（西羌）的各种部落，商代还未称其为羌，从《逸周书·王会解》和《禹贡》等书记载，昆仑、渠叟、析支、织皮等，大概就是这一地区的民族。后来，羌人西迁，以游牧为生的各族逐渐被中原人称为羌，原来的族名逐渐消失，“西方牧羊人”这一解释，正反映出羌人是泛称，包括许多族体。在这一时期，因商朝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原地区民族的西迁活动。
    西周时期，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西移于陕西关中，民族迁徙活动不仅在青铜文化中得到反映，而且还见诸记载。周穆王西游，造父为其赶车。《秦本纪》记：造父为帝颛顼之苗裔，世代仕舜、禹、商，为殷诸侯，居山西中部。后西迁，“在西戎，保西垂”。周立，归周，以保穆王西巡有功，赐姓赵氏。传至非子，居犬丘（陕西兴平东），“主马于、渭之间”，世代为周“和西戎”，“保西垂”。后又迁于西犬丘（天水地区），在西戎中壮大起来。陇山东西地区的发展与秦族的西迁有极大关系。周室东迁，关中及其以西成为秦的势力范围。秦穆公称霸西戎，又促进了许多民族的西迁。晋西北、渭北、陕北多次民族的迁移与秦、晋有重大关系。秦厉公时，秦国逃亡的奴隶无弋爰剑到达河湟地区，用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教导西羌，发展农牧业生产，统一各部落，对战国时期西羌的发展起了巨大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