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末年，秦国兴起。春秋战国时期，秦称霸西戎，秦一方面利用西戎的人力、物力、财力壮大了自己，同时还把一批西戎迫使西迁北移。数百年间，秦国把西部各族追逐迁徙者，数量不少，这批迁徙居民又在客观上阻挡了塞克人向东迁移的浪潮，使之限于天山南北，进入敦煌、安西一带者，为数很少。从河西至天山南北，汉代人称为“秦胡”的，就是这批曾受过秦的统治，后来陆续迁往西部地区的人。
    秦、汉王朝建立后，特别是自张骞通西域开始，中原王朝适应形势的需要，向河西、西域的移民数量剧增。此前，匈奴为了占领河西，曾迫使月氏、乌孙等数十万人西迁；汉李广利伐大宛，两年内由中原迁往河西、西域的人口，也达数十万。至于来往使臣、贸易商队的人数，更是难以统计。两汉时期，向西移民进入空前高潮。
    由上可见，进入奴隶社会以前，移民是自发的，带有自由选择牧场、草地的性质，任随所至。当时的迁移，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人数不多。但是，到了奴隶社会，特别是中原王朝统治力量逐渐加强时起，这种移徙活动，往往就与中原王朝的兴衰联系起来，几次大的浪潮都同中原王朝的扩土开疆有密切关系。商、周的建立和强盛，已经推动了这种迁徙；春秋战国时期，移徙力度加强，但从层次上看，还是与秦、晋等接连的民族开始，一浪推一浪，推动各自邻近的民族移徙。到了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直接参与和促进民族迁移，规模就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
    3.移徙活动的第三个特点是，从东向西的移民，不论从中原地区移动，或是从蒙古草原迁徙，还是经青海高原移徙，居民绝大多数是蒙古人种，各自掌握和发展的文化，也是蒙古人种的文化，与欧洲人种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从新旧石器时代的细石器遗存，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龙山系列文化，都反映出这种移徙活动的轨迹和区域。进入天山南北后，与欧洲人种各种类型的文化相接触，出现多种文化并存和相互影响的特色。但是越往后发展，到了秦汉时期，中原华夏文化已经在天山南北占有优势地位，而且对该地区各族社会的发展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正因为移民的主要内容是从东向西迁徙占着优势地位，移民不管是中原的，还是漠北、青藏高原的，移徙前都与邻近民族、部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程度受过华夏文化的影响，因而迁居新地后，原有的影响和情感还长久地保持、传诵着，不忘故土。月氏西迁后，虽然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权，数百年间与当地人融合、接触，不仅文化上发生了变化，人种上也向印欧民族接近，但从西汉后期开始，向东迁返的人从未中断。魏、蜀争权的战争中，凉州胡月支王公然深入蜀汉治所，表示支持蜀汉继承正统，统一全国的正义事业。从河西迁居中亚的一部分民族，在中原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提出他们原是凉州祁连山下昭武（张掖东）城人，有康、米、何、史、安、穆、曹等九姓，自号昭武九姓。九姓从昭武西迁的时间虽然不能确指，但从有关资料分析，他们与月氏人第一次西迁（西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即位，西逐月氏）的年代大致同时。昭武九姓中的一部分人从汉代起就不断东来，十六国时期在汉赵政权中起过重要作用，南北朝至隋唐数百年间，昭武九姓人东返者几乎分布于全国各地。乌孙西迁后建国于天山西北，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西域各国马首是瞻。但在汉、匈争夺西域的战争中，他们不怕匈奴的威胁，站在汉朝一边，为汉朝统一和经营西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事实说明，西迁居民不管条件起了什么变化，自身发展如何，经历了多少年代，但由于与故土各族存在着难分难解的联系，文化上受过相同的影响，所以东归故土成为他们心理情感的一个部分。以后的千余年间，他们始终成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媒介，在经济贸易、文化传播，特别是佛教东传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西迁民族，他们成了丝绸之路上最活跃、最有能量的重要因素。
    4.不论是自由移徙，还是强迫移徙，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西北地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亟待有人开发。地广人稀的草原、绿洲，靠当时自身人口繁育的力量，是难以改变这种局面的。移民们也是因为这种原因，才一批一批来到这里。牧业移民主要是利用天然牧场资源，发展生产，满足生活需要，逐步提高自己的经济文化水平，而农业居民则不然。农业居民是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几乎是并行的，没有改造，最好的土壤、水利条件，也只能是自然资源，发挥不出应有的经济效益。
    至晚在春秋、战国时期，像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的文化遗址中，就出土过多次粟粒、麦粒，证明人们已经知道生产粮食。但直至西汉开河西、西域之前，匈奴统治下的河西，还是牧业经济地区，天山以北、以西，也是牧业，仅天山以南的绿洲小国，有一部分农业生产。楼兰遗址出土的粟粒，说明居民已经知道粮食生产的知识，但数百年后汉开楼兰时，该地还是“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民随畜牧逐水草”（《汉书·西域传》），靠寄田获取粮食的国家还有许多。直至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后，汉于伊循城置伊循都尉经营屯田开始，这里的粮食生产才真正发展起来，成为汉经营西域、维护丝绸之路的粮食生产基地和储存供应基地。从事直接生产的，绝大多数是各族移民。西汉在天山南北多处进行屯田，田卒主要也是各族移民。从赤谷城到楚河流域的农业，虽然不排除塞克人在此活动的影响，但形成为一个农业生产部类，还是汉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田赤谷开始的。可见，移民对西北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他们是生产者，也是建设者、开发者。
    先秦和秦汉时期，我国西北地区的民族迁徙活动，历时数千里，从未间断过。不论大规模的迁徙活动，还是小规模的迁徙活动，都对西北地区的认识、开发和经营，与当地原居民建立密切关系，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中间有从东向西迁移者，也有从西向东迁徙者，但总的形势是从东向西迁移者经常处于优势。也正是这种迁徙活动，踏遍了西北地区的千山万水，通过与各地居民的接触和联系，发生了早期的物物交换，出现了商品交易。也正是由于这些活动，使东方与西方的民族相互认识，建立起密切关系，带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也正是这些活动，为以后天山南北统一于西汉政府奠定了基础；也正是由此迁徙活动，为汉代张骞通西域，开辟中西丝绸之路创造了条件。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始于张骞，但张骞能够跋涉万里，通过难以数计的民族地区和国家，而且处处受到欢迎，这与数千年来东方许多民族、居民的西迁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就在张骞到达以前，不论天山南北，还是中亚各国，都对秦汉王朝的声望、富饶，已经有广泛的了解。《史记·大宛列传》称：张骞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正是这种要求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