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革命纲领的提出
    在当时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中，新生的共产党人是国民革命主张的主要鼓动者，他们较早提出“国民革命”的口号。国民党人亦并非国民革命口号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也在探索革命的新形式。1923年8月24日始（8月25日，9月5、7日连载）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的连载长文《国民革命与国民党》，分国民革命的概论、国民革命组织、国民革命之意义、国民革命之特性与对象、国民革命之要件等进行阐述。（注：《国民革命与国民党》，载《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24、25日，9月5、7日。）这些论点，与日后国民党“一大”宣言所阐述的相差不大，应该说是代表了当时国民党高层的想法。中共“三大”确立了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方针。此后寻求与国民党合作的步伐迈开。可以说，国民革命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共产党人则公推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
    孙中山国民革命思想的产生、提出并形成系统的纲领，并没有一个较为清晰层级推进的发展过程，他本人也没有直接使用或解释过如我们理解的诸多革命要素。但是，在国民党“一大”宣言、北上宣言等有代表性的重要文件中，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表述。
    1.国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国民党“一大”宣言在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中，各部分的论述都有所涉及。如讲到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时，“一大”宣言规定：“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第二方面“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122页。）孙中山在“一大”会议上讲到国民党人应“重新担负革命的责任，”“计划彻底的革命”，并强调：“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对外的责任，又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6页。）这一意思也即浓缩为后来国民革命军所喊口号“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党“一大”及“一大”宣言等文件为国民革命纲领做了初步的铺垫。2.国民革命的依靠力量、动力是农民和工人。“一大”宣言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此即其后合理浓缩的“扶助农工”口号内容。3.在国民党“一大”宣言、北伐宣言、北上宣言中，均表述过“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5、294-298页。）4.国民革命的性质，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一大”宣言明确宣布：“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出路。”（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页。）国民党本身则是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
    国民革命纲领的提出，意味着孙中山“由护法走向革命”转换过程的完成。（注：对国民革命口号提出的经过，莫世祥的《护法运动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刘曼容的《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两书述之甚详，请参见两书相关章节。）孙中山不再坚持用“护法”的口号，即从原来的用法律的手段，依靠民主法制、和平的方式来维护民主共和，解决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过渡到用革命手段实现自己拟制的方案。革命手段，意味着暴力、意味着军事行动。
    二、扶助农工
    国民革命纲领的重要内容，就是对社会力量的动员，发动农民、工人组织起来，在国民党领导下，参与国民革命运动。“一大”宣言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孙中山也多次表达了革命需要大众参与始能成功的看法。
    “一大”宣言不仅对国民革命中农民、工人的地位、作用作了较高的评价，还规定了有关的原则和具体措施。对农民：“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即平均地权的传统讲法，农民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给以土地，缺乏资本负债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供其匮乏；（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121页。）后来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556-558页。）对工人：“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注：独秀：《造国论》，载《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此后所颁行的一些政策措施证明国民党确是有心提高农民、工人生活和地位，落实宣言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