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商人的冲突
    在城镇，与工会、工人自卫队和工人运动相比，商人及其团体如商会、商团军等，却明显感到受冷落，受歧视。他们已处在一条叉路上：是与政府合作还是对抗？与工人和平共处还是相互敌视？商人迈出了对抗和敌视的步子。其原因与他们思想上恐慌、实际利益受到损害相关。
    首先是出于对当时受到恶意歪曲的“共产”宣传的恐慌，及在广东日益蓬勃的工农运动中受到冷落，乃至产生一种被推向对立面、成为敌人的疑虑；其次是商业资产阶级上层部分人士虚幻的“商人政府”政治意识的恶性膨胀，企图与现政权角力，取而代之；三是对革命政权一些措施不理解和不满意，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为应付财政困难所采取的不断加税，拍卖公产、官产，加重了商人的负担，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军队蛮横，强征暴敛，拉夫强买，军纪甚差，使他们的商业利益、人身安全均受到严重的伤害。在别有用心的上层富商操纵下，商人们通过罢业、罢市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政府、军队和商人的矛盾随着局势的发展而加剧。
    全省商团人数号称5万之众，其中广州商团有10个分团计4000余人，加外围力量达6000余人。商团在1924年3月又进行改选，组成新的领导架构。（注：商团第十三期候选人也即其骨干人物有：邓介石、陈廉伯、李颂韶、李应秋、梁作庸、冯耀初、邓丽晴、黎寿如、崔缉堂、钟炳林、黄志夫、陈监持、姚杰、梁海源、廖耀堂、罗耀庭、李益、陈恭受、杜官英、江霞公。见《商团之初选人》，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6日。）相比之下，他们的武器装备要比工团军、农民自卫队粮良得多。事端不少由其挑起，如1924年5月，江门商团四分团团长李超带数百团众围攻江门油业工会；香山商团还捣毁香山小榄理发工会，枪击石岐集贤工会工人；新会葵业工会工人也遭商团囚禁。此外，顺德大良辗谷工会、四会理发工会、广州酒业工会也与商团冲突遭到围攻；（注：《扣留私运军火四志》，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5日。）10月，广州市理发工会工人被商团杀至数十人。（注：《省令严缉惨杀发工商团》，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0月31日。）尤其是因广州商团“扣械”事件触发的商人与政府对立，引发了连串的商团与工会之间的对立和冲突。10月10日，广东工团军、工会、讲武堂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遭广州商团枪击的事件更使工会与商团的对立进入“白热化”阶段。广东城乡部分地区的社会阶层中针锋相对的冲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面对工人、农民、士兵组织的各种示威、集会，商人们感到“阶级区别”、“界线划分”的敌对心态，使他们对现政权统治、对工农运动产生了不信任和离心力，以致亟图购买军火，增强实力，寻求自保。“哈佛号”军火被扣只是导火线而已。
    军火被扣，引发商人罢市这一事件最后以武力解决而告结束，它宣告了孙中山与广州商业资产阶级上层的决裂。商团军的遣散，也宣示了广州商人建立“商人政府”企图的破灭，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商业资产阶级企图以独立身份执掌国家政权努力的终结。
    商团事件是广东政权内部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商人政府”思潮错误引导的恶果，但它并不是国民革命纲领发展的必然归宿，更不是孙中山“抛弃了商人”（商业资产阶级），将商人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但是此后广东的革命力量中没有广州整体商业资产阶级上层队伍参与，却是可以肯定的。
    这似乎是国民革命纲领发展的客观必然结果，但却与孙中山的主观意图相违背。虽然孙中山一直坚持革命的基础是动员工人、农民的参与，却并不排除商人的加入。孙中山于1924年1月14日在广州商团及警察联欢会的演说，对商团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希望“以后商团同警察要同力合作，维持广州的治安。警察是政府的机关，商团是人民的机关。”（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61-63页。）他特别提到，商人、商团要改变从前守“中立”、“兵来从兵，贼来从贼”的习惯做法，与政府合作，同农夫、工人一样，拥护政府，参与革命。
    国民党并没有抛弃商人、敌视商人或把他们当成革命的对象。国民党实业部（后改商民部）的成立意味着发展商人入党的“分途进行”。“商团事件”后，国民党要员频频向商人示好，安抚他们，尽量摆出“全民政府”的姿态，调整与各方关系。（注：《商民部开商民党员会议详情》，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2日。）据日本学者深町英夫的统计，自1924年4月至1925年9月止党员职业分类为：工界39%，农界15%，商界12%，“工界为党内最大势力，农界、商界、学界次之。然而，以‘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吸收工人与农民的同时，各市县党部并非排斥商人，而以商人为城市区域的重要势力基础。由此表明，广东政权与商人阶层之间的矛盾局限于广州市。”（注：深町英夫：《中国国民党与地域社会--以广州东省的基层组织为例》，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年11月中国中山市。）
    虽然如此，“商团事件”平息下去后，在当时对“资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却有一种并不看好的论调。如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署名“侠夫”的文章《中国国民革命与资产阶级》就认为：“现在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国民革命是站在这样的矛盾性关系上面，对于他们自身的利益也是陷在这样矛盾的自觉之中”，他们一听到工人和农人群众两字就害怕，以为这是过激派。因而宁可不要群众，宁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去，甚至和他们所衷心痛恨的军阀相勾结，以对抗他们假想中的仇敌，“其结果，革命若成，资产阶级只好被‘轧出’”，文章结语：“假如我是一个劳动者，我一定要说，资产阶级不来就让他去罢，我们的革命本来不用倚靠资产阶级。”（注：《中国的国民革命与资产阶级》，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2-13日。）这种想法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的思想实际。
    总括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政治行为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在思想上，他固守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藩篱，又注意到吸收新知识、新思想来充实、改进，用三民主义为思想主导，在广东形成三民主义的思想优势；政治组织上，则改组国民党，改善国民党的领导体系，充实领导机构，以国民党为革命领导的中心力量，并注意加强国民党对社会各层面的控制，巩固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同时又以国民党为核心控制社会组织，吸收新兴力量，扩大社会基础，增强社会力量，为己所用，从全省范围来说，国民党所依靠的势力基础，工人、农民、商人及学界是重要力量；军事上，组建服从听命于党的军官学校、党军，又注意改造旧军队，力图影响旧式军队；以国民党为核心控制社会组织。
    孙中山、国民党、三民主义成为广东政治社会主导的关键因素。广东社会力量中，理论上和实际上工人、农民的社会角色地位上升，商人、地主的地位受到了贬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