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原名橐驼，非中国内地所产。中西往返的使者要想穿过一望无际的流沙，没有“沙漠之舟”作为交通工具是难以办到的。西域之路畅通之前，内地人是没有见过骆驼的。后汉《牟子》记有这样一句俗语“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以为马肿背。”足见一直到东汉时，岭南一带还有人不知驼为何物。长清孝堂山石祠东壁画像的中层刻有一幅内容为汉吏迎接西域使者的画像，画像中两队相向行进的行列，南端上下两行各五人，前二人拱手相迎，后有四名持戈武士相随，其后又有四人执笏，均为汉人装束，作迎接状。在上行前头一人之上部题一“相”字，可知此列应为汉政府派出的相一级的高级官员正在出迎客人。南侧为一巨大的行进行列，前二人持弓作致礼姿态，似为报探者。其后四人乘马，二人持弓，再后上行为二人乘骆驼，下行为三人乘象，再后还有乘轺车、执戈等人。行列最前数人头戴尖形冠，加上所乘骆驼、大象，可知应为西域来朝使者。河南南阳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中也有胡人骑骆驼的内容，一位头戴尖顶帽的胡人骑于骆驼之上，正在行走，骆驼好象突然受到惊吓，前腿抬起，头高昂，形象颇为生动（图一，1）（21）。
    河南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砖上有对犀牛形体的具体描绘。画面上刻一体魄雄壮的犀牛，四肢细小，身披铠甲，俯首饮水（图一，2）（22）。山东滕县西户口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也上刻有犀牛的画像（23）。
    关于由西域输入的奇禽异兽在内地的用途主要有二，一是送到皇家动物园，供皇室贵族观赏游玩，武帝时所建上林苑就饲养有大量西域禽兽。还有一种用途，就是在汉画中所看到的利用骆驼、大象作为道具而从事百戏类表演。四川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砖上有在骆驼身上表演建鼓舞的画面。砖上刻一缓步前行中的骆驼，驼峰之间树立一座建鼓，建鼓上流苏飘下，两位身着长袖装束的艺人，在骆驼之上击鼓造型，舞兴正浓（图一，4）（24）。这种驼舞显然是在丝绸之路打通以后，利用输入中原的骆驼为道具，对汉代广为流传的建鼓舞进行改造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舞蹈艺术形式。汉代还有一种戏象的游戏，就是表演艺人或骑于象上，或手执兵器，对象戏耍，表演者有胡人，也有汉人。邹县出土的一块画像石，画面左边刻人物六，中部列戟、盾、弓箭、弩、刀，右边二人骑一象，另一象仅露出鼻部，其下二胡人执勾戏象（25）。汉人戏象的画像在徐州地区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石上有所发现，画面中刻有龙车、鱼车、击鼓人，还有人手持细颈球腹瓶，用力吹气者，戏象内容刻在左下角，一人骑于象上，双手执勾，作戏弄状，原报告作者曾把此石隶定为“鱼龙漫衍之戏”（26）。
    杂技艺术，中国古已有之。西域打通之后，异邦的崭新的杂技表演艺术也步入中国内地。据张衡《西京赋》所言，西方的杂技表演大都设在广场之上，即所谓“临回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表演的节目种类繁多，两汉文献亦多有记载，仅反映在汉画上的就有：幻人吐火、水人弄蛇、安息五案等数种。
    幻人吐火是一种魔术表演，《后汉书·西南夷传》有所记载：“（安帝）永宁元年，掸国（今缅甸）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贡，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也。海西，即大秦也。”大秦就是罗马。原来这种会吐火的幻人是由罗马辗转而来的。山东嘉祥县刘村洪福院曾出土过一块描绘有幻人吐人的汉画像石。该石共刻有四人，右端一人蹲在地上，双手前伸，口中吐火。中间二人，一人站立，右手持一绳，一人屈一膝于地上，两人左手紧握于一起。最左边一人作回顾状（27）。这类画像还见于山东汶上县先农坛出土的汉画像石（28）。
    水人弄蛇是由印度传入的一种杂耍，表演的方式是，一人身上紧缠一条巨蛇，双手分持蛇的头尾，或立或卧，作造型表演，另有数人各持兵器戏蛇。武氏祠左石室第五石第三层刻有水人弄蛇画像，画面中一人身上缠一尾头高翘的巨蛇，被蛇缠者一手托首，安详地卧于地上，左边一人双手执锤，右边一人持斧，均作戏蛇状，三位玩蛇艺人均为异邦装束（图一，6）。嘉祥县纸坊镇也出土有一块刻有水人弄蛇的汉画像石，不同于武氏祠的地方是身缠巨蛇者不是卧于地上而是双腿呈马步站立，只有一人执斧戏蛇（29）。
    安息五案又称叠案，顾名思义就是从安息国（今伊朗）传入的杂技艺术。安息五案的表演方式是把若干个方案相叠起，然后表演者在案上做倒立、反弓等惊险的动作。五案的“五”并非实指仅限于五张案，乃是泛称。汉画中见到的叠案有一、四、六、九，最多者达十二案分别不等。四川彭县出土的一块东汉画像砖上就绘有叠十二案的画像内容（30）。
    三、佛教东渐的证据
    印度佛教的东传，学术界一般认为应是汉武帝通西域以后的事。武帝以后，迄昭、宣、元、成四帝百余年，中外使节和商队往返西域络绎不绝，随着东西方间频繁的文化艺术交流，佛教东传中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传入终归传入，而能被中国人乐意接受并作为一种崇高的宗教信仰来对待则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史籍记载信仰佛教的中国第一人是东汉光武帝之子楚王英。《后汉书·楚王英传》说：“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浦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据此可知，至迟在公元一世纪中国的皇室贵族中已有人开始信奉佛教。同时，从明帝给楚王英的诏令中可看到，当时佛教的活动已得到中央政府的许可，并给予了大力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