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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东渐，中国古典艺术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作为美术范畴的绘画与雕塑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在艺术风格方面都或多或少地闪现着异邦宗教艺术的影子，汉画艺术也不例外。牟子《理惑论》记载：“明帝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在都城皇宫之内作的最早的佛教画了。东汉后期，佛教活动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播，兴修佛寺，雕塑佛像事愈演愈烈。汉画中有关佛教活动的画像时有发现，应是最好的例证。早期出土的材料主要有：和林格尔壁画墓中的降身故事和舍利像（31）；滕县画像石中的六牙白象图（32）；沂南画像石墓中的立佛图（33）；乐山麻濠崖墓的坐佛像（34）；彭山崖墓所出钱树陶座下的一佛二菩萨像（35）。上述佛教画像俞伟超先生曾作过很好的考释，并认为“降身故事等内容是小乘教义的东西，东汉后期的墓室壁画中既然出现这种图像，又可证明最初传入中国的佛教确是小乘教。”（36）有关佛教中大乘教义的内容汉画像中也已有发现，近时，据朱国同志的研究，山东滕县出土的一块刻有牛、鹿、羊车的汉画像石，就是反映大乘教“三乘归一”的内容（37）。山东嘉祥县纸坊镇也发现了一块反映大乘教义内容的汉画像石，该石采用凹入线刻的雕法，画面共分四层。第一层，刻水人弄蛇画像。第二层，画面正中刻一双柱厅堂，屋顶上有雀鸟、带翼仙人，屋内立一人，屋檐上刻有“吴王”二字，屋外左右各一人拱手致礼，拜见吴王。第三层，正中立一幼儿，左上方刻有“太子”二字，右端一人双手持伞盖，罩住幼儿，左方二人虔诚站立，此应为周公辅成王的故事，上方刻有“太子”二字的幼儿即周武王之子成王，其它三人则是周公及其兄弟（或臣子）。反映佛教题材的画像就刻在第四层，画面左端放有两张床，床上各躺着一位披发死人，身上盖着锦被，右方一人席地而坐，身穿交领长袍，头戴尖顶帽，双手合掌，擎于当胸（图一，8）（38）。从画面内容和席地者手势分析，应是僧人诵经拜忏，为死者超度亡灵。关于此石的年代，原报告作者根据雕刻技法认为是汉画像石的早期风格，但笔者以为此说欠妥，此石四层画像，层次分明，又有“周公辅成王”、“吴王”等故事内容，这都是典型山东汉画像石的晚期特点。至于雕刻技法，则是早期技法在晚期的继续应用而已。嘉祥得以发现反映大乘教义内容的汉画像石并非偶然，大乘教经典《法华经》早在东汉晚期，很可能就已传入中国（39），而信奉大乘教义的僧侣以“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为己任，他们自然要在中国内地广泛传播其教义，从事这类佛教活动。因此，在东汉末年出现了僧人超度亡灵的画像石也就不足为奇，这是其一；还有其二，嘉祥汉画像石量大质精，内容丰富，特别是反映汉王朝与西域关系的画像多有发现，该画像石的第一层的“水人弄蛇”就是一例。汉代生活在嘉祥大地上的民间石刻艺术家就其所见所闻广泛汲取创作素材，在同一块画像石上既刻有印度人的弄蛇杂技，又刻上反映印度国教事类的僧侣诵经拜忏、超度亡灵画像不正是很协调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