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近年来，在史学界滋生着一种浮华的学风，历史研究也有“伪劣假冒”现象，虽然是个支流，但它毒化学术空气。有的文章缺乏材料功底，靠发空论过日子；有的作者对某一领域素无研究，竟写出了长篇巨制。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嫌。所以有必要大声疾呼：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要实事求是，就要提倡详细地占有资料，结论要产生在占有分析资料之后，而不是在它之前。同时也应提倡对一切已成“结论”的结论，予以重新审视。
    三、开拓新领域。任何一个时代的史学都有它的特色。以往研究的热门，今天不一定再是热门；以往研究的冷门，甚至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今天却应着力去开拓。对那些有中国特色的学术领域更应重视。在研究方法上，应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对古代的、外域的一切足以启迪我们智慧的方法，采广取博收的态度。在方法上更不应还搞什么姓“封”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比如中国古代的章句之学、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外国的计量方法、结构方法、心理方法，都可拿来为我所用，当然对其不科学的部分是要剔除的。借鉴古代的、外域的方法，不要全盘照搬。
    四、要重视修史。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论史上投入大，在修史上投入小。现在，改革开放大潮涌来，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智慧被空前地开发出来了，这是修史的机遇，不该忽视。近年来，各级政府都成立了修史修志机构，拨专款、请专家，且出版了一些志书，是值得欢迎的。但是，也要看到相当一批修志人员水平不高。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对修史志不予光顾，似乎修史工作只是史学界低档次的工作，这是极不正常的。中国古代有重视前朝史编修的好传统，政府都是延聘一流专家从事修史工作，我们今天应继承并发扬这一好传统。
    五、要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历史知识普及的程度反映着一个民族素质的程度。特别是通过祖国历史的普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切国家都重视的问题。有一种观点在干扰着历史普及读物的诞生，这就是在某些人眼里，普及读物似乎登不上大雅之堂。甚至在评职晋级时，历史普及读物也被摒弃在外。这是一种偏见。其实，好的历史普及读物不仅有社会效益，益人神智，长人素质，而且也有学术价值。古今中外，好多历史普及读物，都是出于大学者之手。当然，也要看到当今的图书市场上，也有些粗制滥造的所谓普及读物，如果我们都来重视普及读物，粗制滥造者流，自然就无市场了。
    胡维革（副教授、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究室主任）：
    跳出误区，提高史学研究层次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研究日新月异，成果显著。但在跨越世纪之际，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和国内改革开放大潮的双重挑战，深受危机困扰的史学研究，也必须解放思想，跳出误区，寻求新的出路。
    史学危机的原因，多重多种，错综复杂。但从解放思想的角度讲，主要应跳出两个误区。一是传统史学的误区。即纯粹是为了历史而历史，为了研究而研究，超然物表，离群索居。这种研究自认为“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而在现实生活看来，只不过是佛门道观之属，与世无补之文。二是“左”倾史学的误区。即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探讨历史问题，揭示历史规律，而是为了说明某种主观想象的理论观点，去完成所谓的政治任务。虽然近14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潮流已经无情地冲击了这两个误区，但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思维定势和研究习惯，却没有根本的改变。因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跳出误区，提高史学研究层次。
    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就约略朦胧地论述了史学研究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功能。第一层次是白描性历史，主要回答过去“是什么”；第二层次是反思性历史，主要回答现在“为什么”；第三层次是哲学性历史，主要回答将来“干什么”。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研究层次越高，越有功利价值，越富时代意义。当然，黑格尔的观点有不尽科学之处，但它却告诉我们，历史研究是分层次的，一切想要揭示历史真谛的人都必须向高层次挺进。现在人们和社会不仅需要凝固知识的填充，更需要深邃理性的启迪，也就是说，人们和社会不仅需要白描性历史，更需要反思性和哲学性历史。因此，在某一视角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提高史学研究层次作为史学改革的目标模式和价值指向。
    通过提高层次，促使史学研究与时代大潮同潮共涌，与历史发展互相激荡，与现实生活直接对话，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助力。
    赵毅（副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加强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探索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直接关乎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史学研究的未来发展，不能不引起高度关注。
    自建国至十年浩劫结束的20几年间，我们史学界几乎是把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历史研究的全部理论和方法的。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人探索提出不应把历史唯物论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完全等同起来，就是说在历史唯物论之外，别有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丰富发展有待于此。基于这种认识，有关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问题的探讨近年来空前活跃。诸如当代外国史学研究中所运用的系统论、控制论、结构功能论、计量史学方法、比较史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包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都被介绍和采用，同时，也引发了某些争议、指责和非难，核心是舶来的理论与方法同历史唯物论的关系问题。对此，愿抒浅见，以求批评。
    第一，西方此类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与我们传统的史学方法同样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财富，用批判的目光审视这些理论与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妨是丰富发展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种有益尝试。人类的精神财富，从来就有其内在的不同程度的继承性，简单地以阶级属性来定其取舍并非明智选择。“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442页）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不应该也绝不会成为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最后终结”。
    第二，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不应一概排斥，也不能全盘照搬，而应保持批评的态度，取其合理部分为我所用，尝试利用解决中国历史某些问题，有时会开拓学术视野，别见洞天，使我们的结论更周延、更具说服力。譬如采用美国斯坦福大学施坚雅教授的宏观区域学说、“核心--边缘”理论、“等级--规模”理论、区域发展周期理论，而摒弃其若干地理环境决定因素去探讨中国城市史和区域经济史时，都会给我们耳目一新的启示。那种对国外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不屑一顾、或浅尝辄止的态度都不可取。只有不断地汲取各国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营养成分，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命之树长绿不衰。
    第三，研究中国古代史，悠远的传统史学方法不可丢，但是更不可忽略对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求索。21世纪的历史研究将是多学科互相渗透、互相融汇的综合思维，这就迫切地需要史学工作者有较高的历史哲学、科学哲学和逻辑学的修养。因为历史的规律不是无数具体史实的堆砌和排比，而是对无数具体史实的理性抽象和提炼。抽象和提炼过程，就是史学工作者以历史哲学、科学哲学、逻辑学反复升华自身认识的过程。当然，要完成这复杂的综合思维过程，光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尚嫌不足，还有必要掌握当代西方哲人群体观念、方法。如是，我们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崔丕（副教授）：
    积极开展对战后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史学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时代感，关注那些影响本民族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进程。在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应该积极开展对战后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我提出这一点，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从学术角度而言，战后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展，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当代世界国际关系变化的特点。东北亚在近代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性国际政治、军事斗争的热点地区。战后又成为美日中苏四大国政治、经济力量和民族利益相互汇合、相互排斥之处，区域战略和全球战略问题交织在一起；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国家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冷战风云与热战硝烟交织在一起；世界范围内缓和进程发端于美中关系和中日关系。总结概括这些特点，必将推动对一系列国际关系理论问题的探讨，诸如：均势的意义及运用、危机在战争与和平中的作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从单纯地缘政治结构模式向地缘经济结构模式转换过程中的作用，等等。从而丰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宝库。从政治角度而言，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直接影响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国际政治地位的变迁。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乃是一个转折点。以欧洲大国之间的竞争为国际主要内容的时代结束了，代之以美苏冷战为标志的新的世界体系。这一新国际格局给东北亚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首先是长达20余年的美国对华遏制，使美中关系陷于前所未有的低潮；其次是使日本奉行了敌视中国、苏联的亲美外交，在经济发展中舍弃东北亚市场，而将重心置于东南亚地区；再次是使南朝鲜在政治经济方面单向依赖美日两国。这种局面，逼迫中国、朝鲜的现代化建设只能在封闭的条件下缓慢前行。只是在70年代以后，随着美苏、美中、日中关系的缓和，多极化趋势突破原有的两极僵化格局，中国才能够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东北亚国际关系才首次出现了以经济合作，共同发展为特点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对战后东北亚国际关系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展开研究，探讨各主要政治力量在东北亚的政策走向，不仅对避免敌对僵持的局面是十分必要的，更会有助于人们恰如其份地估计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现阶段的现实条件、基本态势和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