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差遣使职荐举。唐朝前期由中央差遣的使职，多为临时性，事毕即罢。使主可奏荐判官，并负有“搜访遗滞”、“黜陟幽明”、“贬黜举奏”等考察地方官吏及举荐人才的职责与义务。唐后期，财政使自成体系，观察、节度使渐成为地方军政长吏。虽然都属使职差遣，中央的倚重角度已有所不同。对财政使，唐宪宗置两税使诏曰：“今度支盐铁，泉货是司，各有分巡，置于都会。爰命帖职，周视四方，简而易从，庶协权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举闻，副我忧寄”（16）。充分表明了中央对之寄予的厚望。对地方藩府，中央的荐官诏比较具体，侧重于举荐本道人才及属吏人选。由于观察、节度等使的地方化，原属地方州郡长吏的举荐权（或义务）就合而为一了。史载“至德初，……肃宗即位，急于军务，诸道廉使，随才擢用”（17），使府的举荐正是在这一非常时期，逐渐由义务向权力转化。史籍中出现的“论荐”、“用荐”等词，显露了这种转化的痕迹。
    五是冬荐制的形成。每年冬季，具有一定品级的中、高级官吏、常参官、京畿县官按有关规定向中央举荐官吏，被荐者赴京，由有关部进行审查、考核，确定等第，定夺迁转、除授。《唐会要》卷八二《冬荐》载：“贞元（原文为“观”，据《通典》改）五年六月十一日敕：准贞元四年正月一日制，春秋举荐官。中书门下奏：常参官八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正员及额内得替，并停荐。其使下郎官御史丁忧，废省官在外者，望委诸道观察使及州府长史；其在京城，委中书门下、尚书省、御史台、常参清官并诸使三品以上、左右庶子、詹事、少卿、监、司业、少尹、喻德、国子博士、长安万年县令、著作郎、中允、中舍、秘书、太常丞、赞善、洗马等，每年一度（按：即冬季）闻。”贞元八年，为了限制被荐人数，规定中书、门下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有冬荐权的官吏，所荐不得超过两人，余官不得过一人。九年又规定凡冬荐官须经考试，定为三等。十一年又进一步规定，冬荐官凡考试列为下等者罢退，“任待他年重荐”（18）或降格参加吏部铨选。地方使府幕职带检校、试官在五品以上者，不在铨选范围内，也归入冬荐（19）。此后，又有一系列诏敕对荐主、被荐者的资格、范围进行重申或补充规定。冬荐制是为适应使职差遣还未与正式官僚系统并轨、藩府辟署制盛行而独具特色的创制。既是中央对现有旧制、新制交错相紊局面的务实性的选举措施，也反映了荐举由义务转化为权力后，中央抑制和限制荐举权被滥用之努力。
    泛荐与诏荐。泛荐，即不受品级、职务、范围、地区、时间的限制，所有官吏都有向中央（包括皇帝）和上级部门举荐人才的义务。实际上，只有具有一定品级和地位的官吏的举荐，才有实际意义。诏荐，是由皇帝亲自（口头或书面）令臣下推荐某些急需的官职人选。诏荐与制举从形式上看，都是君主限定范围（或科目）由官吏推举，再由君主亲自挑选（或策试），但如细分一下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制举所求人才一般比较抽象，且偏重于文词与德行修养，如志烈秋霜科、文艺优长科、直言极谏贤良方正科、严薮幽素科、博学通艺科、乐道安贫科，即便是稍为具体的，如沉迹下僚科、智谋将帅科等，也仍较为概括；被举者虽不限身份，但需有一定地位的举主，与其他形式的科举一样，“举”为辅助环节，考试乃为中心环节。诏荐则不然，直接以选擢急需的吏才为目的。如则天圣历初，“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狄）仁杰乃荐（其子）光嗣，拜地官员外郎”（20）。开元时，玄宗令“宰臣及公卿以下精择堪为户部者，多有荐（李）元者，将授以户部尚书。时执政以其资浅，未宜超授”，只拜户部侍郎（21）。举士与选官的分途，也可从制举与诏荐的区别察知一端。唐后期诏荐的范围较前期广泛，也很重视对地方州县采取诏荐的形式，而且，往往与常参官或部门长官（包括地方长官）的荐举相重合。
    2.私荐
    唐朝科举与荐举（指荐官）刚刚分途，二者在很多方面仍纠缠未清。如科举制取人的中心环节是考试，但公荐私嘱仍颇盛行，并在很大程度上干预、影响着录取结果。荐举制在尚未规范化的过程中，公举、私荐本不易分清，这里所说的私荐暂定在横向（即官吏之间）的范围。私人推荐，亦有出于公心者，如顾况为白居易延誉，韩愈推奖程昔范之类。但更多的是出于私人目的（因亲、故、子弟、贿、权势等）。私荐的形式一是直接请托于选司掌选者。如武则天朝天官侍郎张锡，受张昌仪（昌宗弟）之嘱，为当年选人薛某求官，不料张锡失其状，只好遵昌仪之意，“但姓薛者即与之”（22）。又如玄宗开元年间，李林甫掌选，宁王私谒十人，九人得官（23）。当选官权在唐后期向藩府与重臣倾斜时，随着辟署制的普遍实施，横向的私荐之风就颇为盛行起来。如孟郊隐于嵩山，李翱分司洛中时与之交往，因此荐于留守郑余庆，被辟为宾佐（24）；张信，因宰相之荐被辟为藩府从事，后官至刺史（25）。不论是典选官文案上的“私书盈几”，或重臣藩帅间的“荐送相高”，都代表了私荐在唐朝选官过程中仍起有重要作用。公举自不待言。
    二
    《唐语林》卷三赏誉载：
    宣宗舅郑朴射光镇河中，封其妻为夫人，不受，辞曰：“白屋同愁，已失凤鸣之侣；朱门自乐，难容乌合之人！”上大喜，问左右曰：“谁教阿舅作此好语？”对曰：“光多任一判官田询者，掌书记。”上曰：“表语尤佳，便与翰林一官。”论者以为不由进士，又寒士，无引援，遂止。
    同书卷七补遗又载：
    宣宗读《元和实录》，见故江西观察使韦丹政事卓异，问宰臣“孰为丹后？”周墀曰：“臣近任江西，见丹行事，遗爱余风，至今在人。其子宙，见任河阳观察判官。”上曰：“速与好官。”御史府闻之，奏为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