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上述三个阶段中，荐举的四个变化趋势均有迹可循。如果说从战国时期的“立贤无方”及双向选择（“非惟君择臣、臣亦择君”--《国语·晋语》；“士无常君、国无常臣”--扬雄《解嘲》）发展为两汉的察举制，是从无方向有方演进的第一个阶段，形成举、选合一的选官体制；那么，举、选分途后的唐（36）又再次经历了荐举（不包括科举）从无方向有方的演进过程，但这种有方的定型，侧重已不是标准的规范化，而是资格的规范化了。这在冬荐制、举人自代制、常参官等举荐制中都很明确。北宋时，曾在科举之外，以荐官为主设立了十科举人法（37），意图是使荐官标准规范化，但由于举、选已经分属于不同层次，而荐官的发展趋势已非以荐文荐德为主要目的了，所以条法虽存，渐成具文。此后亦有类似举措，同样不能持久。
    察举初行时，有的群国常年不举一人，以至皇帝只好强令举荐，否则以渎职论处。行至盛时，各郡国反倒争要名额，东汉时，因此而改为据人口为率，重新修订颁布了各郡可举名额。唐时已有“论荐”一词，依品级、地位不同而享有不同范围、各额的荐官名额，日益体现出一种政治、权力待遇的性质。唐后期往往举荐人数过多，中央无法应付，下诏条理。宋代则更为明显，特诏举荐人才（名额不等）成为致仕官吏享受的“恩泽”之一，有人因“用荐”数不满员额，特地补荐若干人（38）。宋人故此论曰：“国朝用人之法，一则曰举主，二则曰举主，视汉唐又远过焉”（39）。足以表明举主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从这种权力而引起的纵向与横向的变化，以及举主与被举主之间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举、荐分途不仅体现在标准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层次和侧重上。分途后，荐（官）与举（士）就不属于一个层次了。荐的侧重也逐渐向有官人（包括停替待选）倾斜。宋代时，官吏的除授工作与官僚体制层级结构相适应，分成了紧要清望官、京朝官、幕职州县官三大层次，每一层次都对举主与被举主作了相应的规定，荐举本身在向荐官专门化倾斜时，内部的层次与类别的分化程度也在加深。泛荐变为虚应故事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了。而这种层次与类别的深化，究其根源，应始自唐后期选官体制的变动与改革。
    荐举向吏干尤其是向资序的演变，最终导致了其质变。荐举标准在两汉及隋唐时，以德才劳为中心，三者孰重孰轻，始终是选官争论的主要议题。经过几次起伏后，“严则贤愚同滞、宽则贤否混淆”，常规荐举演化成“资”的一种，即可以量化。唐后期已开始了量化的进程，但并未规范。北宋铨选试判被废止后，荐举不仅成为铨选依据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且考任、功状、举主身份与数目可以互相折合（40）。之所以能被量化，正在于它具有了“资”的性质。清代又发展为依“例”保举。荐举人才、吏干的真正途径则由特诏荐举或密保一类形式来完成。
    据《新唐书》列传（儒学、文艺、宦官、孝友、方伎、列女、外戚等不在内）统计，因“荐”而得官或升迁者共56人（另有2人虽被荐而不就），其中16人得荐在开元、天宝时期，其余40人均为安史之乱后。又据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41）有关资料统计，文职官（包括文武兼任及有出身者，宗室、外戚、蕃将、宦官没有全计入），开元前（42）共考348人，其中曾得到各类形式的荐举者有7人，包括大使荐、应县令举、引为王府官、受到上司推择、五品以上荐举、台省征辟、清白尤异等；开元年间共考察了233人，其中有14人受过各类形式的荐举；天宝年间共99人，其中有9人受到荐举；安史之乱后，共有343人，有31人受到荐举，且荐举形式比前期多，也趋于相对固定，如“常荐”、“宰臣荐”、“连帅表荐”、“举自代”、“冬荐”等，又由荐而衍生出“丧荐”、“奏荐”、“表闻”（多采用与辟署相结合的方式）等。可知在绝对数量与相对数量方面，荐举一途唐后期不仅远比前期发达，同时在选官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更为重要，由荐而赋予官吏的选权的扩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趋势德宗时已深知其然，故他对选权始终不肯下放，宁失苛察，不甘放任。
    五
    荐举在唐后期的举足轻重，使它成为与科举、门荫相鼎立的选官途径之一。中国历史上在选举分途后出现过几次大兴荐举的时期，其中，唐后期及明初期较为典型。相同之处，均为新旧王朝及体制的交替时期，都是处于社会阶层对流加速的时期。除了制度本身运营机制的自身调节及为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而进行的改革之外，社会外部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韦澳《解送明经进士不分等第榜文》（43）曰：“朝廷将裨教化，广设科场，当开元、天宝之间，始专用明经进士。及贞元、元和之际，又益以荐举相高。当时务尚切磋，不分党甲，绝侥幸请托之路，有推贤让能之风”。虽指科举，但当时“上下后进”之风尚亦可窥见一斑。对唐代文章风尚之追逐，曾有人论曰：“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轻”（44）因此，“荐送相高”不仅是一种政治需要，也成为达官显贵、重臣节帅、文人名士追逐的一种时尚。随着风潮的起落，穆宗以后就由盛而衰了。当然，一种社会风尚的形成还有更深刻、更广泛的诸多因素，荐举制度的演变也是多种复合因素促成的，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衰、演变正是整个封建选官体制几经沧桑的缩影。马克思曾说过：“世界不应理解为完成了的事物的复合体，而应理解为过程中的复合体”（45）。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选官制及其中的荐举制，我们的认识也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