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应进一步深入探讨，对有的问题要重新认识。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的认识被“革命史化”了（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2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与此相应，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也以“革命”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这未免失之偏颇，甚至可以说是不公正的。我们认为，评价的标准应是多元的，“革命化”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但绝不是唯一的标准。“现代化”也应该是一个标准，而且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标准。这里要指出两点：
    一是，我们所说的“开明的爱国者”，是与某些狭隘的甚至是愚昧的爱国者相对而言的。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些顽固派仍闭目塞听，不思进取，关起门来妄自尊大。这种做法，固然不能说他是不爱国，甚至有时看上去是很爱国，但实行起来的结果，却只能是误国。我们以为，从中国近代以来直到现在，爱国主义确有开明与否的分野，而且其是否开明的分水岭、试金石即是看其对现代化的态度如何而定。因为推进并最终实现现代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这一点直到现在仍不失其意义。这个问题与人们的阶级属性及其所处的社会制度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任何阶级、任何社会制度中，都有开明的爱国人物，也都有愚昧昏愦的人物。例如，在腐朽的清王朝末期，也有像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冯桂芬和后来的洋务派官僚那样的开明人物，而新中国建立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则根本上就是对现代化的反动，现在往往把这解释为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未免有点文过饰非。
    二是，即使是所谓开明的爱国者，拿现在的眼光去看，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程度也是很不相同的。其中，有的较清晰，也有的较模糊；有的较深刻，也有的较肤浅；有的一生清白，也有的在其他问题上又有污点，甚至是有罪恶。历史人物往往是复杂的，我们一定要将他们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来加以评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评价历史人物，常常只能粗线条，而且是宜粗不宜细。因此，中国近代以来的那些开明的爱国者，尽管他们爱国的内在动机、表现形式和目的有所不同，比如有的是出于忠君报国，有的还掺杂了个人的私利，这都不足为奇，因为任何人的思想认识往往都难免不同程度地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这不应该妨碍他们成为一个爱国者。重要的是，他们在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认识上，代表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如果以发展的眼光将这些人所提出的思想及所作的事情串联起来看，那么，对于现代化的目标取向及其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就可以看得较清楚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去苛求我们的先人。
    三、爱国主义是推动现代化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
    虽然由于内、外部的种种原因，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发展十分缓慢，延误了过多的时间，中国人民更是为此付出了超量的牺牲，但深重的灾难和屈辱并没有压倒中华民族，也未能动摇和消蚀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发愤图强、以现代化为目标取向的爱国主义的奋斗史和创业史。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大而言之，中国现代化运动前期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为推进现代化扫除障碍和创造前提条件。中国从1840年以后开始是被迫后来是自觉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但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和运作背景十分严酷，即面临着民族存亡和国家重建这样两个危机。一方面，列强对中国从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掠夺，文化上渗透，民族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尊严受到严重的挑战，中国正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推进现代化进程，必须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一个统一而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而在中国的现代化启动和展开时期，中国社会先是处于历史上封建王朝末期所特有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多重危机之中，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能在充满暴力、动荡、变乱、欺诈和腐败的无序状态下艰难行进。辛亥革命的最大成就是推翻了两千年来的帝制而确立了适应世界潮流的共和制度，但迎来的却是权威失落、地方割据和社会失序的局面。以致中国为重新建立新的政治统一，经历了40年的大动荡才重新找到国家的重心。显然，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为了从根本上摆脱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深重危机，同时也是为未来的经济起飞排除障碍和创造前提条件，就必须首先加强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整合，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能够真正成为现代化领导中枢的中央政府，这也是世界所有国家现代化早期的普遍规律。因而在中国现代化前期现代化主要是围绕这一基本主题展开的。其表现形式主要是政治运动、思想文化运动、社会改革和军事斗争，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战争等。这个过程，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告结束。
    二是本身即是属于现代化建设或是直接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虽然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前期，现代化主要是围绕为现代化建设扫清障碍和创造前提条件展开的，但直接的现代化建设也并非完全没有进行。建设祖国，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涵。近代中国由于贫穷落后屡遭列强侵略和压迫的现实，极大地激发了所有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社会各界的许多仁人志士，在诸如“实业救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等口号的激励下，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创业，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都为现代化事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间，还出现过几次不错的发展势头。如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下由洋务派官僚主持发起推动的自强运动，兴办了一批官办的军工企业，建立了新式海军，后又发展了官办、官督商办、民办的资本主义型企业。又如，本世纪初期中国的现代化也有一段不错的发展。1912年～1920年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3.8%；1927年～1937年年均增长率为8%～9%。资本主义商业化、 都市化和农业专业化都有明显的推进，沿海、内陆的发展差距也明显拉开。（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08～1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这两次向现代化发展的势头如果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所打断，中国的现代化本来是有可能缓慢地发展起来的。故总体来看，近代以来的历代中国政府及其官员，无论其肖与不肖，或贤或愚，其中有的还是多多少少为现代化建设作了一些事情。大跨度地将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的情形与20世纪40年代即新中国建立前的情形相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100年中，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为适应现代世界生活，进行了许多重大的变革，如：兴办现代工业，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废除科举制和实行新学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发展铁路、公路、航空等现代交通运输与通讯事业，改革旧礼俗与建立新风尚，等等。由于新的资本主义因素与产业化的缓慢增长，鸦片战争后不到百年，国内市场扩大了40余倍；开放了105个通商口岸城市（1930年）；全国人口流动加强， 城镇人口从2000万人增至5760万人（1949年）。现代工业缓缓起步，到1949年在工农业中所占的比重增长到约占17%，形成某种半工业化；阶级结构发生多层次化，出现了新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总之，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但传统的乡土社会已开始解体，城乡关系已发生急剧变化，显现出许多复杂的过渡社会特征。这一切说明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社会变革，缓慢地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06～107页。 ）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怎么可能在100 多年前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的基础之上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显然，我们不应低估这100 多年来中国人为推进国家的现代化所作的事情，应当对这100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进行认真的研究， 并给以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特别是在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也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之后再来审视这段历史时，我们的目光中应该有更多的理性和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