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薪津待遇是影响学生报名的一个因素，西南联大不可能改变津贴额度，于是从学业规章制度上进行减压，其办法是在教育部颁布的《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基础上，参照译员征调优待条例，制定适合本校的《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之学生入伍期满返校后其学业优待办法》。这项措施规定了学分上的优待，其要点为：“各年级正式生免修24 学分”；“试读生免入学或转学试验改为正式生，并免修24学分”；“借读生免转学试验改为正式生，其在原校所修学分审核承认后，再免修24学分”；先修班学生专修科学生免试升入大学一年级。”(31)可见，这一措施，除了规定从军各生一律免除一定学分外，并且对本不属于学校正式学生的试读生、借读生，以及预科性质的先修班和二至三年制的专科生，也开出了颇具诱惑力的优待条件。24学分大致相当文科院系三至四门、理工科院系五至六门必修课的学分，但因各学系课题设置与各科学分多寡不一，故不易判断它究竟占有多大份量。值得重视的是，将非正式学生和专科生也纳入征集对象，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据有关档案，1944学年第一学期入学的试读生、借读生、先修班、专科生共431人，(32)减轻这些学生的学业压力，自然是为了动员他们报名。这一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后来从军名单中，有一部分就是这类学生。(33)
    西南联大另一个措施，意义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了从思想上解除同学们的顾虑，郑重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将青年远征军的性质确定为“国防军”。这一点，在前面提到的校务会议代教授会草拟之意见书中，已有所表露。这份意见书是以西南联大教授会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初稿于10月下旬完成，(34)但直到12月5日方经教授会议讨论通过。从起草到通过时隔一个多月，说明其内容几经磋商，字斟句酌。这个颇费周折的意见书，重点在于包括四项具体要求的建议：
    一、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为国防军，不参加党派活动。
    二、请由美国军事技术人员训练，至训练地点，最好靠近盟军所在地。
    三、关于提高知识青年军待遇一节，应对所有作战士兵，普遍提高，过去对于军需经理方面弊端百出，请予彻底改善。
    四、请统帅部延用优秀后进军官。(35)
    四项建议的第一条是意见书的核心，它强调这支军队必须是纯粹的国防军，而“不参加党派活动”，是对“国防军”性质的再释，很清楚指的是不介入国共之争，保证青年军的“不党不派”地位。为了做到这一点，第二条建议明确要求“由美国军事技术人员训练”，并且“训练地点，最好靠近盟军所在地”。四项建议的第三条，表面上说的是希望提高青年远征军的待遇，其实矛头所向直指克扣军饷等弊端。这一点勿庸讳言，因为即便是为美军服务的译员，也常为欠饷而苦恼。1944年11月初，军委会外事局局长何浩若承认“少数译员薪给，有迁徙数月未发者”。(36)次年2月，曾任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昆明办事处主任的戴昭然亦说，“因种种关系，致颁发至军中服务译员，薪金多未按时领取”，致使译员“生活艰困”。(37)至于第四条“延用优秀后进军官”，实际上说的是希望唯才是举、一视同仁，同样包含着对现行体制下风行弥漫的任人唯亲之批评。这四项建议，说明同情学生的教授们，表明了青年远征军应“为国而战”而非“为党而战”的立场，这种态度，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同学们的犹豫，为动员报名产生了促进作用。
    急剧险恶的形势，这时也客观上推动了学校的动员。12月初，日军先头小股部队占领西南大后方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独山。至此，平汉铁路南线与粤汉、湘桂铁路尽失，140多座城市及7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落入敌手，日军侵占了居住着6000多万人口的20万平方公里国土。独山的失陷，置西南大后方于岌岌可危的境地。重庆党政机关纷纷向兰州、雅安派出先遣人员，准备搬迁，美元汇率的猛涨说明人人都做逃难的打算，昆明也“到处流传着没完没了的令人惶惶不安的谣言”，就连美国战时情报处和其他机构，也匆匆向非军事人员配发手枪，以便应付“不测事件”。(38)
    战场的严峻形势，使青年人对国家的责任再次凸显，加之教授会站在国家利益上对待国内矛盾的立场，和政府当局迅速表示完全采纳的态度，促成了全校史无前例的从军热潮。报载：西南联大从军征集委员会以突击方式发动全校学生从军登记，“一日间之成绩，超过以前两周中登记人数之五倍”。郑华炽、陈雪屏教授自晨至晚，办理登记9小时，郑天挺教授“每隔半小时发出一张从军号外”。学生方面也张贴出壁报，为青年从军助威呐喊。12月3日，西南联大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者共187人，内中包括教授3人，助教2人，职员36人。(39)一些人还用对联表现从军志向，李杏村的“投笔从戎，不让班生专美于前；闻鸡起舞，岂容祖士英名无后”，受到经济系教授赵迺摶的称道。一位姓竺的教师亦写诗赠予机械系邵长兴，诗曰：“邵子从军飞印度，万里长风快如何；兴邦乃是英雄志，胜利何妨再读书”。(40)学校领导的子女在报名中为人们做出了表率，梅贻琦的独子，1942年入机械工程学系的梅祖彦，此前已担任了美军译员；四个女儿中，除了长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次女、三女都在这次从军运动中报了名。(41)他们的带头作用，不仅当时成为学校佳话，而且流传至今，一再被世人提及。
    西南联大从军报名的成绩令人振奋。1945年1月3日，梅贻琦在校务会议报告报名情况时说：“本校学生报名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者共318人，其中有因年岁不足或投考空军及译训班者共40余人应减除外，计检查体格合格者246人”。(42)不久，又有一些学生参加体检，使全校身体合格者达到266人。这些人，全部参加了军队，除75人或加入空军，或担任译员，或赴渝参加政训(按规定这些人亦列入这次从军运动范围)，另有13名女青年待命入营外，其余178人进入昆明北校场军营，成为二○七师的士兵。(43)前文已述，西南联大在这次从军运动中的征额为100人，而学校实际从军人数为266人，大大超过了这一配额。为此，云南《民国日报》特发表专题社论，称该校澎湃汹涌的从军潮“是西南联大的光荣”，“真不辜负社会的殷望与推崇”，希望其他学校也如联大一样，“造出照耀全国的成绩”，“共享这个无上的光荣”。(44)
    响应国民政府发出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西南联大八年历史上规模最广泛的从军运动。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两个特点。其一，从学生方面说，大家认识到加强抗战与加强团结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青年人投身抗战义不容辞，但必须服从最高利益。就青年远征军而言，正如他们入伍后在一次辩论中所得之结论：“青年远征军是国家的军队，绝对不应该属于任何人或任何党。”这种信念，是同学们加入青年远征军的思想基础。其二，从学校方面说，在动员过程中既不放弃教育手段，也不回避现存矛盾，而是理解学生们愿望，认同他们的理念，满足他们的要求。事实证明，正是动员方与被动员方的这种态度，保护了同学们的利益，促进了他们的报名积极性，使这次知识青年远征军征集工作得以圆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