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
    郭沫若和胡适以相差无几的时间降临在上个世纪的末叶，在中西文化交汇、冲撞的大势下，他们两人有着很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是幼读私塾，接受了旧式的教育，打下了牢固的国学根基，少年进新式学堂，长成出国留学，接触了西方的科学文化，中西合壁是他们共同的文化特征，因此，尽管他们接受了西方的历史哲学作指导，应用了一些西方的史学方法，但他们对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也各据己好，加以批判的继承，使他们的史著体现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
    在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中，并存着两支治学风格不同的学派，即讲求义理、侧重于理论的宋学和注重史实考据的汉学，这两大学派对郭沫若、胡适均有影响，两人在继承关系上又各有侧重。
    以郭沫若而言，他注重考据，但考据只是他通向理论的桥梁，他要借助于这个桥梁，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因而郭沫若更倾向于对宋学的批判继承。他扬弃了宋学的地主阶级唯心史观，继承了宋学中统体论的方法，并用这个方法来驾御史料。宋学统体论的方法主张，从综合史料认识整体，从具体史料认识转变的机括和枢纽，所谓整体，"盖为大纲"，即一朝一代纲纪风俗兴衰治乱。所谓机括，即"国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败，人之所以邪正，于几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为机括。"（17）也就是说宋学的方法特征一方面要求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的兴衰变化，一方面要寻求其兴衰变化的原因，它的学问具有哲学性和思辩性。郭沫若接受了宋学的这些优点，他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既探本求源，又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除继承而外，更重要的是他对宋学的发展。宋学虽然有统体观和探索因果关系的精神，但它把思辨的焦点放在政治伦理意识形态上，而忽视了社会经济这个最根本的因素，陷入唯心的泥坑，不能自拔。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从考察经济着手来研究历史，不仅获得丰硕成果，而且也使传统的统体论方法走出泥潭，获得新的生命力，其次，宋学固守门户，排斥考据，不重史料，轻下结论的致命弱点，在郭沫若手中也得到改变。他十分注重搜集整理史料的工作，从丰富翔实的史料中得出结论，在他的笔下，原来零散的材料经过重新的排列组合，遂成为论证重大理论问题的有力证据。
    胡适的情况较复杂，从思想流派而言，他的思想深处仍是一个理学的传人。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历史观没有脱却宋学的唯心观点，也表现在他对宋学怀疑精神的服膺和承袭上。但就史学方法而言，胡适则完全拜倒在清代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上，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把西方的"实证思维术"与中国的考据学结合起来，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加以说明和归纳，并把这种方法应用到自己的历史研究中。胡适自称有"考据癖"，终身从事的是史料考据，是一个继承清代考据学，又运用一些近代科学方法考据史料的承先启后、半新半旧的人物。
    关于历史研究中的形象思维问题，胡适与郭沫若都曾经加以提倡，在1921年8月13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做历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一方面是艺术的--大胆的想象力，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郭沫若也提出"史学研究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的主张，他说："写历史要根据史料，史料是有限的，历史家要根据史料推理和判断，实际上就是想象。"（18）胡适和郭沫若同时又都强调不能"胡思乱想"，前者认为"想象"的来源是经验，后者认为"想象"的根据是规律。前者把"想象"主要用于研究方法，提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考证"治史方针，后者把想象主要用于历史剧创作，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前者虽然提倡"大胆"，但在具体运用上却显得谨小慎微，后者虽偶有失误，但他往往在重大问题上有所创新，启发后人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探索。
    如何评价郭沫若与胡适在古史研究中的关系，这里有个政治评价和学术评价的区别。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以及他们在历史观上根本对立，使他们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有了分歧，并且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学术研究，比如对"问题"与"主义"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他们学术上"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的高下区别。从学术上看，由于学术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共同的反封建史学的任务，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形成同一个学术系列中的两个不同层次。郭沫若从来没有否定"整理国故"，胡适对郭沫若的学术文章也有过好评（19）。他们在政治上是论敌，在学术上却共存于一个统一战线。由于学术之于政治的相对独立性，所以我们在评价郭沫若和胡适的古史研究，既要看到他们的层次区别，又要看到他们在学术研究的非敌对性，将政治评价与学术评价区别开来。
    注释：
    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第384页。
    ②③《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
    ④⑥⑧（12）《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第71、300、71、23、71页。
    ⑤《胡适文存》第一集，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164页。
    ⑦《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45页。
    ⑨《胡适往来书信集》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7页。
    ⑩《胡适文存》第三集，第119页。
    （11）《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1页。
    （13）（14）《胡适文存》第二集，第172、172-173页。
    （15）（1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02、4页。
    （17）《吕东莱先生遗集》卷廿。
    （18）《郭沫若论创作·谈戏剧创作》。
    （19）《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曾经说，胡适对郭沫若的一篇谈古代思想问题的论文很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