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是东，西方是西，东西两方永远也撞不到一起。”如果再用这句古老的谚语来形容东西方世界的话，听起来就像讲笑话。但历史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东、西两方的确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即“天下”；而对于大英帝国，中国则在“远东”。只是偶然有一些商人或传教士来到这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留下了零星的记录，其中创造了十分新奇的，好的或者是坏的形象。然而自19世纪中叶东、西方在中国沿海相撞之后，中国显得大不如以前了。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问：中国与外部世界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西方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关系呢？一百多年以来，学者们进行了多种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阶梯，使我们能站得高一点来回答这些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又要警惕自己不要片面理解而离开事实更远。如今美国史学家对于中国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可以成为我们研究原始资料以外的一项重要课题了。这篇文章主要想谈一下我从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涉外关系上学到了一些什么。
    外交方面的探索
    莫尔斯（H.B.Morse）所著《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可以视作是20 世纪早期对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一项突出成就。莫氏（1855-1934）于1874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与同班另外三人被吸收到英国占统治地位的“中华帝国海关处”工作。他曾在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广州等地都工作过一段时间。①他所撰写的许多事件都是他亲身参与，也是他真正感兴趣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写一部关于本世纪即将结束时所发生的最激动人心的一些事件，对它进行绘声绘色、细致翔实的记录的欲望是如此的强烈。”他利用英国官方档案，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工作严谨，力求细节真实。他的书不仅是一部引人注目的叙述史书，而且把同一时期所发生的许多事件摆在一起，可供他人比较之用。因为他清楚“对于一个严肃的历史学科的学生来讲，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找出事件的原因和当事者的动机。”②
    他根据背景与各个事件，把英国官方档案整理得较有条理。他的“三部曲”是依据三个时期来划分，分别为“冲突”（Conflict, 1834 - 60 ）， “屈服”（Submission,1861-93）与“被统治”（Subjsction,1893-1911）。历史学家的英国立场可以从副标题与所用日期上反映出来。他从 1834 年纳皮尔男爵（ Lord Napier）到达广州写起。一开始，中、 西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就给了莫氏极深刻的印象。几乎他所写的每一事件都暴露出双方两种不同的机构和反映出两种相背驰的态度。他称1860年“北京条约”为对二十二年冲突的“最后调节”。从1860年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被他称之为“屈服时期”，是因为他看到了从整体上中国的中央政府被迫接受了各项条约，屈服地执行那些条款，尽管半自治的各省区企图重新获得在战争和条约中失去的征税与行政的权利。在“被统治时期”，他观察到欧美列强的强求，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对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无能，以及清王朝的被推翻。而留给新诞生的共和国的“遗产”不过是一个向外国列强屈服投降的地位。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惨状！19世纪中期对于中国，和西方对中国的印象来讲，似乎都是一个转折点。以前对于中国的记录是混杂不一的：一些人感到新奇有趣，谈与中国友谊的价值；另一些人在中国只见到愚昧无知。但是从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以后，中国的软弱无能受到外国的蔑视。的确，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开始由西方占绝对优势，中国人感受到了苦痛；此后，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改变了。但将1840或1860当作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界点，还是有争论的。而1895年当中国败于日本给予中国更大的震动：因为日本是中国的邻国，而且从未被中国真正瞧起过。
    关于分期问题，我喜欢莫氏的态度。他注视着一系列事件的过程，而将1860年条约当作25年后冲突的一个结局。在中国学习中国历史，184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对于所有的历史事件来说，都很难讲有一个绝对的分界点。一个历史学家可以根据他自己的目的与材料来选择一个日期以便说明问题。
    莫氏尽他所能利用了材料。我很钦佩他在写历史方面的成就。他的书成为后来学者们的指南。一个典型的例子即费正清（J.K.Fairbank,1907-1991）。他是一个多产家型的“大儒”，中国人称他为“中国通”，而美国人称他为“美国的中国研究之父”。④当费氏在哈佛读书时，从英国来的教师韦伯斯特（C.K.Webster）让他从《中华帝国外交史》着手进行中国研究。是莫氏的书以及他在牛津与莫氏的晤谈启发了他选择“海关及其起源”作为他研究课题，因为他意识到“海关是条约港口的关键机构”，并且哈特（I.G.Hart）还有一些重要文件莫氏想用还没能用上。费氏感到他找到了莫氏这个“精神上的父亲，甚至祖父”。他确实继承了莫氏的事业。
    费氏研究从海关入手而进入中国研究的领域，这就使得他没有走19世纪汉学家的老路。而他开始研究中国也像19世纪西方人所作的那样，主要是从大英帝国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他在牛津大学的论文1936年已经完成，但修改稿到1953年才发表。题为《贸易与中国沿海的外交》。据说这是他所有书中利用最多原始材料并作了最详尽研究的一本学术著作，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