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国知识分子。50年代，美国学者中有一场关于《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的争论。分歧点在于作者如何对待梁氏。作者利文森（J.R.Levenson,1920-69）认为梁氏在19世纪最后10年中已经超出了正统的儒家。梁氏认识到孔子或者主宰这个过程或者被拉倒下来。利氏提出梁氏的思想是矛盾的：对于传统，他在理智上疏远它而在感情上却与它连在一起。”（14）郝章（Hao Chaug,b.1934）持不同观点，他发表了《梁启超与中国传统的知识界》（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这两本书的书名就显示了两位作者所强调的分歧。科恩（P.A.Cohen）作了如下评论：利氏对于中国近代知识界“问题”的整个感觉都是围绕着西方的冲击，这个冲击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以及由此而发生的中国方面的连锁反应，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利氏写了《梁启超》。相反，郝氏认为在1890以前，西方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在总的来讲是相当肤浅的，他所塑造的梁氏不仅仅是在对西方的反应，而且对一个广泛复杂，其中又充满各种相互竞争的流派的中国知识界。（15）或许可以说梁氏表现的是中国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及其当代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继承性。
    施瓦茨（B.I.Schwartz,b.1916）关于严复（1853-1921）的著作对由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传统与现代因素之间的微妙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正如蒋梦麟形容他自己所讲的那样：“我总是用中国的尺子来衡量欧美的事物……一个中国学生只有通过他对自身文化的知识来学习西方文明。”（16）要理解从西方学到的东西，严复总是将它们与中国传统的东西相比较。施氏分析了严复调和主义的哲学，说：“如果说关于赫胥黎（Huxley）、密勒（Mill）和孟德斯鸠（Montesauiell）的学说包含着对于老子、 庄子的赞美材料，对老子模糊的评论则包含着严复对达尔文（Darwein）与斯宾塞尔（Spencer）毫不模棱两可的肯定。”（17）严复是著名的翻译家，他翻译了很多有影响的西方思想的著作。当时他对中国有着不同凡响的影响，可能也正是由于他所翻译的方法使得西方思想能为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接受。
    梁漱溟（1983-1990）是另外一种知识分子典型。除了30年代他领导的农村建设，他也因抵制西方思想，系统地捍卫儒家思想而著名。阿理托（C.S.Alitto）将梁氏写成“最后的儒家”。他研究了大量的中文材料，其中大多数为第一手材料，他还亲自采访梁氏。 他写梁氏具有“深入到骨髓的中国人本性（ bone -deep Chineseness）”。梁氏坚持认为中国文化从历史来讲是独一无二的，她比周围任何其他文化都保留得长，传播得广，同化了更多的人们，甚至为较多的邻国文化定型化。（18）他相信儒教不仅不会与中国的现代化不相适应，而且是现代化的唯一基础。从阿氏的分析中，读者还可以开始感觉到梁氏对于欧洲功利主义的攻击也是全球性的批判现代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法国、德国的活力论（Vitalism）与制度论（Institutionism）。（19）而阿氏选择了一位对西方文明持否定态度的知识分子来写，他的书告诉人们中国文化的另一个侧面。
    至于学生们，邓嗣禹和费正清认为，在本世纪初出国留学是受到尊敬的。有一个时期留日学生以成千上万计，但只有几百人留学到欧美，其中一部分人受到相对高质量的教育，他们一回国即成为教师或律师，邓、费二氏认为正由于这种给有前途的官员阶层以现代教育，王朝培养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人、掘墓人与埋葬人。（20）然而，大多数从西方归来的学生却如陈氏（Jerome Chen ）所形容的那样是“迷茫与矛盾的”。由于他们既没有学透东方的东西也没有真正懂得西方，由他们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著作简直太少了，为中国做出的贡献也太可怜了。他们羡慕西方，西方化的思想方法使得他们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进行无知的批判。（21）的确，我们都看得见文化大革命之后在学生中间迸发出来的对中国文化无知的批判而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当中却有一种潮流将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对于海外华人是否对中国的文化上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个问题，陈氏总结说，这方面的材料太少了，而仅有的一点点材料并没有表明他们的贡献。他们所做的只是带回一些实际的物品和断断续续的信息。唐人街在参与中国政治方面往往是保守、迟疑的，只有在中国与日本作战时例外。大多数侨民总是支持中国的当权者，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共和国。是国民党政府第一个制定了鼓励华侨与美国当局合作的政策，并使之与美国生活相结合，同时又使之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以便改进他们本身的地位。事实上，这些华侨捐献的钱财比中国政府为他们所做的要多。例如，到1936年他们弥补了中国对外贸易97.6％的赤字。在20、30年代，他们还开始在中国民航、银行、铁路和轻工业方面进行投资。（22）陈氏是一名律师，也许他的评论是公正的，但他的书不是历史，没有注脚说明出处，仅有一个经过选择的书目表。
    如何看待商业和工业的发展研究方面，刘广京通过考察条约港口的商行而做了开路工作。他的书《1862-1874英美轮船在中国的竞争》（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涉及的不仅有西方商人，而且包括他们与中国人的交涉，特别是那些在中国企业中他们的对手，那些与西方小企业竞争的官员与商人。
    买办在东西方之间起了桥梁的作用。郝严平（yen-pjng,Hao ）在社会经济学领域中做了进一步探讨，出版了《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一书。郝氏开始的主导思想是“中国近代史在许多方面都是对西方冲击的反响的过程。”买办是东、西两个世界的媒介人，在现代中国经济的成长，社会的变化和总的同化中起了战略上的重要作用。买办似乎对儒家的教诲最少注意。在现代中国强调商业与工业的重要性，并以工、商业与军事设施以及儒家秩序相抗衡的人当中，买办也是最早的人之一。政治上，买办常在国家一级的角色中起作用，因为他们懂得洋泾浜英语，对西方也有一点了解。尽管有时买办将其利益与外国人联系在一起，但他们对外国帝国主义也往往是最敏感的。买办引起郝氏的注意，因为他认为在19世纪中国经济中外国贸易似乎是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经过细致的研究，他也注意到人们认为买办是与儒家关系最少而与外国联系最多，仍然受到传统的价值观念与制度的影响，为数不算很少的买办从政府那里花钱捐了生员品级而变为贡生，（23）从而士大夫阶层的组成也起了变化。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士大夫一官僚阶层也开始了商业上的冒险，不少人变成一种新型的企业家（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