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与外交》一书谈论条约港口开放时期为1842至1854，徐氏（Immanuel Hsu）的《中国进入民族大家庭》一书，成为1858-1880这一时期最好的中国外交史书。当时有个说法“传统中的变化”，而徐氏在书的最后的一章中指出“变化中的传统作法”。在儒家社会，每个人都有一个被指定的地位来作为他与其他人关系的根据，而国家也是这样。在国际的（International）社会中， 中国毫不犹疑地自认为是家长的角色。在1960年，当共产党中国成为东亚强有力的国家时，徐氏怀疑过去的天下与朝贡观点在现代中国又有复苏。⑩科恩（P.A.Cohen）“清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克劳利J.B.Crowley主编《现代东亚》，1970 ）对于研究1850-1900年间的外交史同样有用。
    福伊沃克尔（A.Feuerwerker）《廿世纪早期外国在中国的设施》， 时间从1912至1949，原是为《剑桥中国史》第12-13卷的一部分而作。他所写的都是民国初期具体出现在中国的传教士、官员、领事、旅行家和外国机构。他总体评价了经济上的效果，认为1910至1920这10年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达到最高点。外国经济渗透的意义在于它与外国在中国的设施是连成整体的：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他不同意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主要面目说成是经济侵略的观点。他认为帝国主义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这点不仅要从外国的机构、制度来理解，也包括中国人自己对这些制度的理解与掌握。在这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与之搏斗的西方思想，主要不是来自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而是来自原始的和翻译的文献。他评论说，“个别地或总体地讲，在政治与经济事务上，列强的外交代表们在影响和控制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所作出的决定和行动上，可能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要无力得多。”（11）随着对问题研究的深入，他意识到西方影响的局限性。
    从中国方面的研究来讲，斯威舍（E.Swisher）的《中国对美夷务的处理》一书，1951年出版，主要是中国官方文件集《筹办夷务始末》的部分选译。在“前言”中，作者详细讨论了这一系列文件是如何产生的，紧接着是关于历史背景的“简介”部分。本书集中翻译了1841-61年20年间中国与美外交关系的546件文件， 为西方学者了解中国的态度提供了方便的原始材料。
    很快，邓嗣禹（1906-1989）和费正清发表了《中国对西方的反响》一书。他们力图显示出“中国传统的意识与外国对中国的影响在清代社会中到底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作一番“心理-意识形态方面的探索。”（12）他们对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翻译，每一主题之前都有一个明了的简介，并在适当的地方加有简要的评语。这些文件是中国的名流所执笔，他们关心祖国的命运，承担起改进形势的重任。本书另有一副册是专门为中国学专家准备的，题为《中国对西方的反响研究参考指南》，包括注，对材料出处的讨论，完备的书目，与中国专有名词表。这项出色的工作对于要求作细致准确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与莫氏的《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一样，它珍视文献史料的价值，并表现出较高的史识。在浩如烟海的文件中爬梳考证，这本书选录的材料是丰富翔实的。
    此外，《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伦敦，1956）由英国的汉学家沃利（A.Waley,1889-1966）完成。这本名著的翻译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的日记。 如果作为心理方面的探索，日记大概更可以展现出这些名流们心底的忧虑与担心。张新宝（Chaug Hsin-pao）的《林大人与鸦片战争》（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对于林在鸦片战争中的活动作了较为公正的评价。
    为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总理衙门作为内阁下的一个特别机构，而于1861年产生。这个机构的背景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各种角度的研究来说都是最基本的。有两本关于总理衙门的书，但从不同的方面作了探讨。蒙思明的《总理衙门及其组织与功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是作者1949年的毕业论文）对这个新出现的机构的建立、组织、法律上的地位及实际上的作用，它的衰弱以及1901被外务部所取代，进行了事实上的叙述。正高坂野（Masaaka bann）的《中国与西方，1858-1861：总理衙门的起源》（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则讨论了当时北京各政治派别，有助于了解幕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于中西方之间中国方面媒介的研究
    在中国人当中，知识分子总是最先觉醒，他们对当前局势和新思想都很敏感，渴望为祖国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们所写的书、笔记使研究工作没有实地考察也成为可能。通过这一个个经历过这段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来研究中国的对外关系也是一条可行之路。自本世纪40年代以来，出版了好几本关于知识分子的书，包括传记等，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形象。
    我觉得蒋梦麟的自传很有意思，蒋氏（1886-1964）曾在私塾就读，并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一名秀才。他生长在杭州地区，在早年就接触到西方思想。他上了杭州一所西式学堂，以后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过杜威（John Dewey）的学生。他的经历给了他一些见识。他认为外国人以半神半鬼的面目出现。而西方文明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的集团看成或是神或是鬼。问题出在这位神的强大正是因为她不时地显出鬼相，而这个鬼的有力也恰恰在于它能够变得神圣。从条约港口的开放直到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一直在抵制西方影响。因为在历史上异国文明传播到中国，中国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来消化，而西方文明以海涛凶猛之势来到中国海岸。这就像把好几天的食物当成一顿饭来吃，自然中国舒服不了，不要说不能忍受的消化不良了。中国被迫上了手术台，操作者是西方大夫，即八国联军。为此，中国有一笔可观的账单-450万两白银要付，而且在手术中几乎丧生。 蒋氏意识到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所带来的不仅是工业制品与鸦片烟，而且随之而来的也有一些“健康的种子”，这在当时是看不出的，但酝酿多年之后对中国将是有益的--这就是历史的讽刺之一。（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