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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方社会转型的阵痛和复杂的社会矛盾 在“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南方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赖以生存的大片土地被工业化浪潮所吞没，农业经济显著下降，与此前农业文化相联系的生活方式也在迅速地丧失其基础，旧有的社会关系公开受到挑战。面对工业化的社会转型和深刻变革，南方农业社会的阵痛更为剧烈，各种社会矛盾也更为复杂。而犹太人比起美国南方的农民更能适应城市经济的发展，南方的农民、工人、雇员等阶层常常认为是能干的犹太人挤掉了他们的饭碗。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又使南方社会对犹太人格外厌恶，尤其是犹太人在南方经济中日渐崛起，像弗兰克这样富有的犹太人家族就是南方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这使犹太人成了资本主义罪恶的代名词之一，人们对大资本的敌意越来越带上了反犹主义的色彩。 “弗兰克案件”的发生地——佐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是新南方的典型城市。“1880～1910年，亚特兰大城市居民数增长了3倍多，达到约155000人。这些年，它的工业产值增长了大约9倍。同时，该市作为连接北方和东南地区的铁路交通枢纽，又增强了它在贸易、产品集散、保险和银行业中的重要地位。到1910年，将近28％的亚特兰大劳动力受雇于工业和技术产业，26％参与商业活动。”（14）那个时代的亚特兰大被当地人吹捧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现代大都市，而当地的工商业精英们都是通过在工厂雇用大量报酬很低、劳动强度很高、营养不良的农村移民（包括童工）来聚敛财富的。新南方的巨大财富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经济扩张使亚特兰大地区众多的妇女也被卷入到工业化浪潮中来。像玛丽这样十多岁的女孩大都被迫进到各种血汗工厂去挣钱养家糊口。1900～1919年间，亚特兰大受雇于工业的16岁以上的女工人数翻了一番，达到4000余人，还有成千上万其他人充塞着刚起步的白领行业和服务行业。根据1907年美国参议员关于女工的一份研究报告，南方工厂女工中每10人就有7个多在19岁以下。南方94.5％有16岁及以上年龄女孩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个女孩是劳动力。女儿挣的钱占全部家庭收入的1/4至2/5，这一事实表明家庭对于她们的依赖程度（15）。把女儿从南方农业经济中受限制的家庭副业中解放出来，虽然标志着一个广泛深刻的转变，但也显示了这一地区新出现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他们被迫依靠孩子们的工资才能使收支相抵。玛丽作为一个农村家庭的女孩，因家庭失去土地，年纪很小就被迫去挣钱养家糊口，凸显了农村佐治亚人的艰难生活。 南方社会的工业化浪潮主要加剧了两类阶级矛盾的发展，其一是农村小生产者和城市资产阶级的矛盾，其二是工厂工人与厂主的矛盾。弗兰克既是城市资产阶级，又是工厂厂主，还是犹太人，自然遭到人们的嫉恨。工业化还引发了南方种族和性别权利关系上的冲突，女工受雇于工厂使性别关系上的权力发生了转移，过去仅仅听命于父亲、丈夫或未婚夫的女子现在却要受到厂主和监工的控制。“在自耕农社会，对依赖者的控制是男性独立和荣誉的最基本前提，他们的文化就是从中而来的。男人们认为弗兰克利用阶级权力获得了对所雇女性的占有，这深深地激怒了他们，增加了他们丧失权力的羞辱和罪恶感。”（16）这一切使南部地区的这些男子们毫不犹豫地就对弗兰克诉诸了反犹主义的武器。 反对弗兰克的基础力量具有普遍性。“城市工人在反对弗兰克的人中占了大部分，有来自全州各地农村黑人地带和工业区的各色人等，是各种人的联合。另外，在能确定职业身份的签名者的36％中，绝大多数是拥有土地的农场主，随后是租地的农民，还有商人、低级白领。该案不止对被剥夺者有意义，而且特别对有少量财产者也有意义，无论他们是农民、小店主、职员或者挣工资者。”（17） 对于农场主来说，佐治亚州城市人口数字的增长扩大了商业力量和市民精英的力量，这是极为令人厌恶之事。这些农场主们本来就对无土地的农民毫无同情之心，然而，玛丽之所以受到农场主等农村保守人士的喜爱，是因为为佃户离去而烦恼的土地所有者可能从玛丽的悲剧中找到了武器，以努力劝阻那些要移往城市去当工人的农民（18）。 对于工人、农民、小商人、低级白领来说，男权主义的看法也影响了反对弗兰克的运动。弗兰克案开庭审判中，关于国家铅笔厂工作条件的证词可能有夸大之处，打动人的是并非经常的、但被重复指出的工厂的肮脏。一位又一位证人描述了几年未洗的地板，不但有油渍、污渍，还有“差不多每两周就要发生一次事故”留下的血渍，如“女孩被机器轧碎手指”或者技工“脑袋被砸开”（19）。想象一下自己的孩子们处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很少有人能不动感情。一个男人警告州长不要给弗兰克减刑，请求佐治亚州有女孩的市民要成为态度鲜明的政治选民。一些父亲认为他们曾让孩子们信任雇主的监护，而现在他们认为一个年幼未成熟的女孩被一个她完全有权利向之寻求保护的男人袭击并杀害了，他们对弗兰克对这一信任的出卖感到非常愤怒。这些父亲们把自己的家长统治，视为仁慈的和保护性的，而把他们女儿雇主的统治视为自私的利用。非犹太白人男性大部分是本地的南方人，是社会中下层的各种人，如果他们不种地，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就得种。透过这些人关于弗兰克案给州长、给佐治亚州监狱委员会以及给媒体的反对弗兰克的信，以及他们在法庭上的证词和集体的公开行动，表明这些人对阶级和权力的认识，他们显然仇恨有钱的犹太人，站在同情女工的立场上（20）。事实上，在新南方，父亲、丈夫、兄弟无力保护女儿、妻子、姐妹，标志着男性家长权力、威信和地位的丧失。 女工们处于玛丽被谋杀的惊慌害怕之中。铅笔厂陷于混乱，不得不关闭一周。在审判中，有些女雇员把审判当做发泄不满和报旧仇的机会，作伪证反对她们的雇主。一些中下阶层的妇女和儿童，参加了反对给弗兰克减刑的抗议活动。对弗兰克的性指控虽然被相信他有罪的人们广泛接受，但却缺乏依据，医学检测从来没有发现强奸的明证。起初弗兰克辩护者的陈述——死者现场发现有空的工资袋、肯勒抢劫玛丽并杀害了她，跟起诉方的陈述一样受欢迎。弗兰克的律师们一开始就主张抢劫是这一犯罪的动机。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强奸的指控竟然赢得了如此多的信任。一个曾教授工厂工人18年，为弗兰克呼吁的女性，要求州长为弗兰克减刑，理由是：如果弗兰克袭击过玛丽，“工厂男工肯定人人知道，早在他到监狱之前就把他私刑处死了”。“他们有很强的阶级感情”，她解释说，“我了解他们对工厂女工滥用职权的‘大人物’怀有的深深愤怒”（21）。 当时与此案有关的美国黑人阶层处于更困难的社会处境。在南方，种族歧视、暴力、私刑的矛头都直接指向他们。黑人们对于社会上同情弗兰克的人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这与通常白人对黑人遭受暴行的漠不关心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当弗兰克的律师们把本案立基于当时最邪恶的反黑人论调，并大声呼吁白人团结的时候，就像犹太人支持弗兰克一样，黑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集结在肯勒的周围。黑人社区都站在起诉弗兰克的立场上（22）。这也加剧了黑人与犹太人的种族对立。 在这样高度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玛丽成了一个标志，一个能从各方面触动各个社会阶层的寄托物。玛丽年轻美丽的相貌与她悲惨命运的对比如此鲜明，极大地刺激了人们敏感的内心世界。为反对减刑的群众演唱的“玛丽·菲安之歌”，在整个亚特兰大的工业区传唱了几十年，适时地迎合了民众同情玛丽、仇恨弗兰克的心理。弗兰克在该案中作为城市工业资本和厂主的代表自然遭到了以平民党为代表的农业地区有产人士和工厂工人（其中包括黑人）、农民、商人、低级白领的反对和攻击。弗兰克的律师们在法庭上说起诉人“正在上演阶级仇恨”，“他们演出了穷人对富人的仇恨”，鼓励“不满”。一位杰出的进步主义的支持者维尔摩观察到，在该案的每一阶段，“阶级偏见”都“表露无遗”，并警告煽动它的危险性（23）。弗兰克的反对者们不仅站在阶级对立的立场上，还在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的情绪中，表现出他们对无力保护自己家庭和阶层的妇女免遭更富有、更有权势的犹太人掠取的愤怒。最后对弗兰克使用私刑，极大地宣泄了美国南方社会转型期中下层民众对资本家的仇视和对自己处境强烈不满的心理震荡，也是南方失地的小农势力对弗兰克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势力的一种顽强对抗。 不仅如此，南方社会的工业化还伴随着新旧政治势力的激烈斗争，弗兰克不幸成为南方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筹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