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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弗兰克案件”与政治斗争 在“进步主义时代”，佐治亚州进步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从没有停歇。佐治亚州原有的政治矛盾也加剧了“弗兰克案件”的复杂性。在玛丽死前几年，佐治亚州城市与乡村的利益争夺在立法代表权和地区税务比例等项事件中已交锋多次。例如1908年，“人民党”党员，“民粹主义”的领导人、农村代表托马斯·E. 瓦特森和布朗攻击进步州长斯兰顿改变了原来有利于乡村地区而现在则向郡（县）为单位倾斜的投票制度。这两位后来诋毁州长斯兰顿，说他在1913年推行城乡同等征税的措施是对土地所有者的有意攻击（24）。这些以前的政治争论也影响了弗兰克一案，使这一事件充满了政治对抗。 因此，“弗兰克案件”在当时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不仅成为民众表达阶级、种族仇恨的论坛，也成为美国当时两种政治力量——保守势力和进步势力较量的一个筹码。弗兰克一案最终被佐治亚州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所利用，他们利用的正是该案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潜势。因为只要“民粹主义”和小生产意识的恶感更普遍地指向“不生产”的金融资本，许多人头脑中就首先会把它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犹太人是美国经济的攫取者的观念在当时甚嚣尘上。纽约的《移动论坛》评价弗兰克是“一个偏见和政治阴谋的明显的恶劣的牺牲品”（25）。 在这场弗兰克的生命权的斗争中，弗兰克被人合谋陷害。美国亚特兰大富尔敦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斯蒂芬·J. 古德菲勃在图书馆的资料中发现了“弗兰克案件”审讯中一张拒付的账单，向世人揭示了弗兰克如何在庭审中被其所雇佣的侦探哈里·斯科特与公诉人休·M. 德塞合谋陷害，从而输掉了这场官司的详细过程与证据（26）。而德塞作为公诉人、副检察长和州长候选人也意识到肯勒有罪，但是他却封锁、隐匿了自己掌握的指向肯勒的指控和主要证据，因为他需要借此案来增加自己政治生涯中的砝码，实现他政治上的图谋。德塞很明白，一个品行不端的黑人清洁夫将不是他政治冠冕上华丽的羽毛，而弗兰克这个富有的众目睽睽之下的犹太人则是最合适的选择。于是他如愿以偿，从弗兰克案中获得了丰厚的政治报酬，在弗兰克被处私刑后的预选会上获得了一边倒的票数，在佐治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选举中胜利击败了当权派支持的竞争对手。1916年和1918年德塞连续两度出任佐治亚州的州长（27）。 托马斯·E. 瓦特森作为南部农业地区和人民党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佐治亚州拥有大量的追随者。从人民党时代到1921年去世，他成为佐治亚人的一个偶像。瓦特森办的两个报刊——《杰斐逊主义》周报和《瓦特森杂志》月刊是其理论的重要阵地，也是佐治亚人了解外界的重要窗口。在“弗兰克案件”审理期间，瓦特森利用自己的刊物对此案作了大量煽动性的报道和评论，不遗余力地攻击弗兰克和犹太人（28）。弗兰克案中的工人、女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呼声在政治上并没有得到多少反映，可是对弗兰克持敌对态度的各个阶层的愤恨却在这两个报刊上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反犹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在瓦特森这个保守的前人民党领导人身上找到了自己最好的代言人，这一度成为当时南部政治的重要内容。瓦特森激起了人们对他的崇敬。1920年，他作为反犹、反天主教的旗手和狂热的种族主义者，以及佐治亚的政治家、出版家、记者，当选为佐治亚州的参议员；在瓦特森1921年的葬礼上，三K党曾给他送了一个八英尺高的玫瑰十字架（29）。 当佐治亚州的保守派、当权派踏着弗兰克的尸体扶摇直上的时候，斯兰顿州长则从他的家乡背井离乡了数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又开始了在亚特兰大的法律营生，但是再也没有被选上公共职位。在斯兰顿生命的最后，他表达了如下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能证明弗兰克是无辜的事实。1955年斯兰顿去世时，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降半旗致哀。《亚特兰大宪法报》的拉尔夫·麦吉尔称颂他：“一个伟人的一生，然而正是他伟大的正直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这的确是命运的嘲弄。”（30） 近年来，美国一个网站上列出了私刑杀害弗兰克的全部人员名单，除了直接参与私刑的人之外，还列出了幕后操纵者。这些人包括佐治亚州前任州长、前任众议院的发言人，佐治亚州参议院的主席，佐治亚州众议院、参议院的一些议员和玛丽埃塔市的市长，还有法官、检举人以及当地司法部门的其他成员。这些人本身就是拥有物质财富的人，他们用“民粹主义”的词句来获取支持，却反对真正劳工阶级的政治激进主义。因为如果真正反对资本家的劳工运动发展下去，他们就面临着失去财产的困境，所以他们全力以赴地推进包含阶级敌对、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在内的反犹主义，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避免把矛头对准自己。弗兰克就是他们找到的最好的“挡箭牌”。而南方社会盛行的暴力私刑文化又直接推动了弗兰克一案的发展。 五 美国南方传统的私刑文化 私刑（Lynching）一词来源于弗吉尼亚州一个名叫查尔斯·林奇（Charles Lynch）的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临时组织一群人清除了效忠派的地盘。后来私刑渐渐流行起来，往往不是自发的行为，大多数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行为。私刑在美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并且一度成为风尚，尤其在美国南方社会，暴力私刑成为一种文化传统。 私刑的主要对象是处于受压迫、受歧视地位的美国黑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黑人男子。美国南方白人往往通过这种群体暴力行为来维持自己的特权。 “暴力在南方普遍存在：凶杀、私刑、公开处决等司空见惯，这也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南方的暴力文化。”（31）暴力私刑成为美国南方的一种文化传统。黑人一般是美国私刑的主要目标。有资料显示，“从1882年到1936年，在美国死于民众暴行即私刑的4672人中有3/4是黑人（3383人）。从1890年到1899年，平均每年有154人死于私刑。1900年以后，私刑相对减少，但绝大多数私刑都是南方白人维护奴隶制残余、针对黑人的所谓‘不法行为’而施行的。他们将其作为惩治黑人越轨行为的利器……大多数私刑都发生在南方中部乡村地区，为未受过教育的年轻白人或三K党徒所为。私刑往往在数百名或数千名白人面前施行。这些观众有的出于好奇，有的出于兴奋，有的则希望感受到种族的优越性”（32）。而“佐治亚人尤其以这种丑陋的（暴力）传统而声名狼藉。1889年到1928年间，佐治亚州被私刑处死的人居于美国其他州同类人数之冠”（33）。 在一个信奉白人至上，愿意以各种各样的借口用私刑处死非洲裔美国人的时代里，肯勒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黑人，看起来应该是合乎私刑逻辑的靶子。但是，与标准的南方行为恰恰相反的事情却发生了。“南方暴力行动的传统鼓励了野蛮行为和人们的拉帮结派，尤其是在下层阶层中，他们常常自认为掌握着公正。在1880年代的农业危机和1890年代早期的人民党时代，许多这一地区受苦的农民把自己视为犹太人共谋的牺牲品。”（34）他们找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反犹主义和谋杀。1915年8月16日晚，一伙全副武装的人，在佐治亚州监狱当局的默许下，从监狱医院劫走了弗兰克（弗兰克曾被同室狱囚割伤咽喉），他们连夜驱车赶到玛丽的家乡佐治亚州的玛丽埃塔，在小树林的一棵大橡树上用绳子勒住弗兰克的脖子，将其绞死。第二天，人们纷纷聚集来观看绞死在树上的尸体，一些人拍了照片，其中一张不久就被制成纪念明信片。还有一些人甚至开始对弗兰克的尸体施加暴力（35）。事后，没有任何人因此次“私刑”处死弗兰克而被起诉。 佐治亚人用私刑杀害了亚特兰大商人——受过良好教育、颇有声望的利奥·弗兰克。私刑常例被打破——谋杀的不是一个乡下的黑人，而是一个优秀的大城市的白人，“因为他代表了贫穷的佐治亚农民所憎恨的一切：他是北方人、商人、大学毕业生、犹太人……”（36）在人们看来，一个犹太雇主比本案的另一个嫌疑人黑人工人，更适合充当对富人不满的替罪羊。好像一个黑人的死“对这个无辜小女孩的生命只是一个可怜的补偿”，但对弗兰克，“一个北方佬犹太人，可以是这一犯罪代价富余的牺牲品”（37）。在这种情境下，弗兰克成为私刑的目标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出版家、记者的瓦特森曾经利用手中的报纸鼓动贫穷的南方白人反对为弗兰克出钱辩护的北方犹太富商，这不仅使他的报纸增加了三倍的发行量（38），而且煽动起了强烈的反犹主义情绪。在州长宣布对弗兰克特赦减刑后，瓦特森竟然愤怒地大肆宣扬私刑的好处。弗兰克被劫出监狱用私刑处死后，瓦特森也大加赞美。他在解释杀死弗兰克的“民愤”时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当已组成的政府不能或不愿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时”，他断言，“人民必须要求这样做的权力”。许多弗兰克的反对者也以这种理由为私刑处死弗兰克辩护（39）。对弗兰克的私刑赢得了佐治亚州民众的普遍欢呼，这种民情当然根植于南方暴力私刑的民间传统，并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特殊环境下迸发出来，弗兰克成为难以避免的牺牲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