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陈炯明的叛变，是孙中山一生中所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他深为感叹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5页。）陈炯明这个“愿为国驰驱， 故以军事全权付托”的“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竟“甘心作乱，纵兵殃民”，甚至要置他自己于死地，“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9页。）， 进攻总统府的叛军也几乎全部参加过国民党的，作为国民党的总理怎能不心碎肠断，思绪万千？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痛定思痛，不断反省过去的失误，总结失败的教训。他深刻认识到，对陈炯明不但“任用非人”，而且对他早已蜕化为封建军阀的本质，迟迟未能识穿。乃至他谋反之前，虽然已劣迹昭彰，怨声四起，仍把他看成是与“我党提携合作多年”的同志，“毫不怀疑他有异志”（注：《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页。 ）。从中悟出绝不能依靠一派军阀打倒另一军阀、培养新军阀打倒旧军阀的真谛；还认识到，国民党的现状已不能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当时不止一次深有感触地对宋庆龄说：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使国民党已不能有效地进行革命，国民党不真心想在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党员实在太多了。陈炯明的叛乱，促使孙中山决心对国民党进行彻底的改造。他后来在谈到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时曾沉痛地说：“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是“组织未备，训练未周”，“意志不明，运用不灵”（注：《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0页。），既缺乏明确的纲领，复陷于瘫痪状态，许多党员或腐化堕落，或斗志消沉，犹如“一个就要死的人”（注：《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2页。）， 无法有效地进行革命，因而必须进行改造。那么，以什么方式进行改造？是走学习西方的老路，还是走“以俄为师”的新道，这是摆在孙中山面前急待抉择的问题。
    孙中山在革命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抱着幻想，以为它们会同情和援助中国革命，他“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遭到无情的打击”（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63-1364页。）。从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到广东两次护法政府的建立，都得不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承认。这无数痛苦的回忆，使他对重走老路产生了怀疑。正在此时，苏俄向他伸出真诚的援助之手，使他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非走“以俄为师”的革命道路不可。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功。”（注：《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145页。）“俄国革命成功……为中国树立了一国如何摆脱外国侵略与不公正枷锁的榜样”（注：《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 463页。）。因而勇敢地走上了联俄的新道路。
    孙中山走上“以俄为师”的道路，是孙中山不断总结北伐失败经验教训、权衡得失利弊、审时度势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共产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帮助和启发分不开的。早在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共产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在桂林和孙中山进行三次长谈，向他提出改组国民党等三点建议，使他思想深处开始受到启发。1922年4 月，少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到达广州，会见了孙中山，会谈十余次，在会谈中双方不仅讨论了苏俄与孙中山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商谈了国共合作问题。这些在当时条件下虽未起到什么实效，但为他后来的思想转变打下了基础。
    第二次北伐失败，促使孙中山认识到联俄的必要性。1922年6 月16日，帝国主义支持下的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后，孙中山北伐梦再次被粉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帮助变得非常必要。 事变后一星期即6月23日，孙中山在与达林通信中说到：“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许多，我对以前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注：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4页。）。8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越飞的代表马林，共同讨论了越飞致他的一封信，他告诉马林，他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注：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页。）马林告诉孙中山， 共产国际已经命令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的主义和目标而奋斗。孙中山乐于接受马林的建议，并请他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说明国民党领导人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可见，北伐失败触动孙中山先前固有的思想情感，使联俄思想从可能变为必然。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不但积极采取联合苏俄的新步骤，而且也加快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步伐。9月4日，孙中山召集了包括共产党人陈独秀等在内的商讨改组国民党会议，孙中山在会上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与会者一致赞成国民党的改组计划。11月25日和12月16日，孙中山连续两次召开有国民党各省代表和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审议草拟了《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和《国民党宣言》。1923年元旦，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着重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现行计划和政策，强调指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注：《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表现了孙中山从依靠地方军阀改变为依靠广大民众的巨大飞跃。接着，孙中山又召集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公布了草拟的《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他还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主”的演说，指出国民党今后的工作主要是着重三个进行：“一政治进行”，“二军事进行”，“三党务进行”，强调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主”，“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注：《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6页。）。说明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不是单纯用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是要注意群众宣传运动的思想。1月26日， 孙中山和苏联派至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在多次会谈的基础上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基础。1月27日， 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陪同越飞去日本热海，在那里商谈《孙文越飞宣言》的具体细节。越飞在会谈中指出，“以往的中国革命，过于借重军阀之力，因而常导致失败。国民党必须组织培养自身的军队。”廖仲恺与越飞达成一项协议：由苏联援助国民党设立军官学校，同时，从1924年起，苏联每年给广东二百万卢布的援助。由于有苏联帮助，使孙中山对列强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激烈地批评。他说：“我们对于美、英、法或任何列强的援助已不抱希望”。（注：[苏]齐赫文斯基：《当代一些国家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苏《历史问题》1985年第11期。）这些行动标志着孙中山在新的革命道路上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然而，新的步伐迈开总是和旧辙胶着，直到1924年1 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三大政策为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前，孙中山是在前进中徘徊、在觉悟中瞻顾的。1922年的下半年以来，孙中山还不断考虑讨伐陈炯明完成护法大业问题。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发出讨伐陈炯明的通电，号召各路讨贼军“为国家除叛逆，为广东去凶残。”（注：《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16日，滇、桂、粤联军占领广州后，各将领电请孙中山回粤“复任大元帅，俾主持大政”（注：毛思成编纂：《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五册，（香港）龙门书行印行1936年版，第2页。）。孙中山于2月下旬返回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权，宣传继续护法到底，“……此次重返五羊，仍期贯彻初衷。……国贼不除，护法事业，一日不安。文之主张，先平南，然后始可以北”（注：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7月4日，孙中山任李烈钧、 谭延闿、柏文蔚、钮水建为赣、湘、皖、苏四省总司令兼省长，为准备北伐进行人事部署，但到10月初，曹锟为当总统而贿买国会议员五百多人，这些议员咸称为“猪仔议员”。孙中山多年为护法和国会而进行北伐的护法运动落得如此结果，至此护法运动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在此时，陈炯明军队全线反扑，滇桂联军溃如山倒，广州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先总理数年之窘于危难，以白鹅潭之役为最，此役次之”（注：古应芬：《孙大帅东征日记》，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版，第37页。），孙中山继陈炯明叛变之后，又一次被他所倚重的军阀置于危难的境地。幸亏共产党人及时发动民众支前杀敌，苏联顾问帮助协调军事部署，也由于樊钟秀千里驰援救驾，孙中山才得以力挽狂澜，取得了广州保卫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