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是客观的、真实存在的，因其是"过去"的社会现象，需要通过史料去认识、去反映。在历史的再认识过程中，史料又成为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文献记述，那么，同样是固化的史料，研究同样的历史问题。抑或是在同样的理论观点指导之下，运用同样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是否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呢？或者是，得出的结论就一定吻合历史的客观实际呢？实际上，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往往看到这种情况，各成系统、卓然成家的专门论著，互相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大到宏观的历史社会形态，小到具体的事件人物的评价，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趣的是，研究同一个问题，引用的是几乎同样或完全相同的史料，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并非是指导理论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也不在于史料自身--史料也不会自动说话。在研究过程中，这些研究者也几乎同样是殚精竭虑，穷智尽心，搅尽了脑汁，但却对一些问题无法认同，难以一致，而且研究越深入、分歧越大。造成这种纯粹学术分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研究者的主体意识结构不同，而形成历史认识中的特殊判断。
    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可以分为两个表露过程：一是接触到具体研究实际前的综合修养，它包括研究者的哲学观点、理论方法、知识水平、性格气质、生活经历等，这些因素造成了研究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固有认识，也是其选择课题、倾注兴趣的出发点；第二个过程是研究者运用史料、得出结论，具体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研究者的主体意识特别活跃，由于选题、历史类型等原因，主体意识中的某一方面和研究对象的某一部类往往契合碰撞，使这一部类的研究尤其生色，以致造成对整个研究课题的感知差异和不同测度，形成了研究主体独特的观点和结论。
    长期以来，在史学界大量存在着这种情况。例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130多年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这一问题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对于东方，尤其是中国历史社会形态的认识和划分有很大影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但是，迄今为止，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大家都秉承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引述着大致同类型的材料，但很难形成为定论。又如关于古代井田制的争论，依据的基本史料是孟子的一段记述，然而理解的却大相径庭。特别饶有趣味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都笃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都带着强大的责任感和热情投入到历史研究中去。在关于西周社会性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实际的认识上，却有着重大分歧。而产生这种分歧的主要依据，恰恰是对同一种文献，甚至是完全相同的史料，作出了迥然不同的解说。范老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中，就《诗经》中《小雅·大田篇》和《周颂·臣工篇》的两条记载这样论述：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农奴在公田上工作完了以后，才能回到私田来工作。所以希望先下公田的雨，随后下私田，以便得到时雨的好处。《周颂·臣工篇》"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译意为"命令我的农夫们准备你们的耕具还要多准备些割器"。显而易见到公田服役的农夫，要自备生产工具。
    所以，范老认为："周颂中所表现的生产方式，应该是周初的主要生产方式，从周颂看来，当时在公田上劳动的人主要是农奴而不是奴隶"。
    而郭老在《奴隶制时代》一文中这样认为：
    《臣工篇》的那几句话，是国王对田官们讲的，……《小雅·大田篇》也是王朝田官们做的诗，而不是农夫们做的。所以，那诗中的"我"字都是田官自指，而不是农民。诗中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做诗的这位田官有了私田，并不是说农民有了私田。
    就是因为对同样材料的不同理解和解说，直接造成了古代史分期的不同观点，形成为西周封建说和战国封建说这两大学术流派。不但在重大史事上是如此，就是在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上两位大师也是如此。例如在评述东晋孙恩卢循起事时，郭老《中国史稿》中说：
    一场酝酿已久的农民起义，终于以反征役为导火线爆发了。这次起义的领袖是琅琊人孙恩。……隆安三年，当江南八郡人民纷纷起来反对司马元显的征役时，孙恩带领五斗米道的信徒百余人从海岛登陆，和起义的农民汇合。起义军攻上虞、袭会稽，旬日之间，人数发展至数十万。起义军中有不少妇女，她们在作战时表现得非常英勇，有的妇女为了参加起义，基至忍痛抛弃了自己的婴儿。
    而范老《中国通史》则这样认为：
    五斗米道徒士族孙恩乘民心骚动，三九九年，从海岛率徒党百余人攻破上虞县，又攻破会稽郡，……不到十天，孙恩有众数十万人。孙恩的徒党号称"长生人"，是一群奉五斗米道的亡命无赖。孙恩和这群人专事屠杀掳掠，破坏不遗余力。……愚蠢而疯狂的野心家孙恩等人利用民众的积怨，纵徒党杀人，甚至婴儿也不能免死。
    接下来，郭老这样叙述结局：
    元兴元年，孙恩率领起义军再一次登陆，不幸又被东晋临海太守辛景打败，受到巨大损失。孙恩不愿被俘，投水自杀，他的部属男女百余人宁死不屈，也随之投水。起义军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但他们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在卢循、徐道覆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战斗。
    范老这样写：
    四○二年，孙恩入寇临海郡，被晋兵击败。孙恩穷困投海自杀。……被孙恩掳去的二十余万人，三四年间，不是战死溺死，便是被贩卖作奴隶，到孙恩死时只剩下数千人。孙恩连年从海岛入寇，前后数十战，又杀死民众数万人。孙恩死后，余众推卢循为首领，……卢循完全是五斗米道作乱。
    两位史学大师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晋书》中孙恩卢循本传的史料，但却产生了如此泾渭分明的不同认识。可以说，他们的理论指导、观点立场，占有的资料都是相同的，而却得出诸如以上所引的种种不同认识。两位大师是如此，其它论著中也同样是如此。
    关于研究者的主体意识结构，以及对研究客体的渗入程度，是一个相当复杂，需要深入研究的专门课题，在这里，我们还无法展开论述，但有一点十分清楚，由于研究者主体意识结构的原因，会出现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结论，这种情况普遍出现在教材和论著中，必然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教学造成又一障碍和麻烦。
    由于历史是过去的历史事实和社会现象，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直观式的进入历史，无法通过自己的第一感官把历史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从而形成了历史学的基本认识特征。又由于在研究过程中主体意识结构的不同，又会造成不同的认识测度和研究结论。单纯就主体意识而言，又是不易衡量、难以把握的一种内在心理现象，很难量化和分清。所以就造成了历史认识和历史研究的双重困难，这是一种无法改变、无法逾越的客观实际，而这种客观实际又是如此客观实际地摆在历史教学面前，成为教学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