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立实事求是的科学体系
    对旧史学的改造，中心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历史学成为科学，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为指导来建立中国的历史学体系。因此，新旧史学方法的矛盾，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矛盾，就必然要趋向尖锐化。事实正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使中国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地位，中国获得了新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威信空前提高。但是历史学界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矛盾也在尖锐地进行着。正如翦伯赞指出的："在院系调整以前，有些资产阶级的教授们还是妄图霸占大学历史系的讲坛，拒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大学。"这种现象在许多史学机构中存在着。院系调整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进入了大学和研究机关，并且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在全国各地的历史研究机构和各高等学校的历史系中，一般都插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⑤这是形象的说法，事实当然没有这么简单，院系调整仅仅是一种学校体制的调整，通过这些调整，任命一批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主持工作，解决了领导权问题，真正从思想上插上马克思主义的红旗，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多的情况，是当时广大史学工作者迫于形势，也由于马克思主义威信的提高，历史学界的绝大多数成员，深感到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努力接受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的必要，他们认真地研读经典著作，掌握和熟悉经典著作的一些内容。无疑，这对提高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通过这场学习运动之后，公开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能指导研究历史的人不多了，但真正能比较熟练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的人也并不多。因此，真正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统率史料，并使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加科学的人并不多。更多的是理论和史料两张皮，互相脱节，要把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对过去相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应当进行认真总结，并指明未来研究方向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如下几种新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反思和对全局的理论要求。历史是一门科学，要使人信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正确性，就必须清算一下过去用此方法研究历史是不是科学的，能不能站住脚。
    经过认真、诚实地总结和反思，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普遍发现，在革命斗争年代，出于宣传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的历史研究实践有许多是不太科学的，加上解放前所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多，运用它来研究历史也还不自如。当时的历史研究常常被作为对敌斗争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从而影响到历史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结果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誉留下不好的影响，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此也都作了认真的反思。范文澜在谈到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时说，在写到三国时期历史时"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这是不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又如武则天利用特务镇压他的政敌……借武则天来斥责特务统治，着重写了特务的残暴，……事实上……对人民来说，武则天不算是属于坏的一类皇帝。"⑥吴晗在《朱元璋传·自序》中也作了这样的检讨："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⑦其他如郭沫若、翦伯赞等等革命的历史学家也都先后作过这样的说明。事实上，不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统治区言论不能自由，人们只好以古异今，或借古非今。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无可非议。但是，这些史学前辈出于对做学问的严肃态度，即使他们的历史著作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他们还是把学术和宣传分开，把革命形势需要和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分开。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后，不论是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还是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他们编写或主编的各种"通史"、思想史、专著都特别注意科学性，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中国历史科学的新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