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论从史出"观点的重新肯定
    在史和论关系的讨论中，有人把史和论的关系概括成"史论结合"，有人提出"以论带史"的观点。这些提法都出现在十年动乱之前，但在十年动乱之后史学界谈得较多的是"论从史出"。"论从史出"最早是由吴晗提出的，他在《如何学习历史》（15）一文中说："史和论应该是统一的，论不能代替史，论在史之中，不是在史之外。因此，就要运用正确的方法，掌握大量的、充分的、可信的史料，加以合理的安排，通过对史实的讲述，把观点体现出来。……只有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论从史出。"很明显，这里说的"论"是指从史料中引出的观点。当时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批评"以论带史"的倾向，并倡导历史工作者努力去掌握史料，不要离开史料空发议论，就当时史学界的情况看，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个口号的提出并不是为了解决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研究历史、分析史料的问题。可知，吴晗当时提出这个观点，用意是比较单纯的，只是强调史料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并不是作为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近年来重新就"史"和"论"关系进行讨论时，许多学者都赞成"论从史出"的提法，目的大约也是为了对"左"的时期不重视史料的批判和反思。李新在《史与论》（16）一文中对"以论带史"和"史论结合"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认为"论从史出"从"根本上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因为史学家面对的客观实际，"就是历史，就是史实，就是史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主张详细占有史料，主张实践出真知，反对空谈，反对离开史料胡乱给历史做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论从史出"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观的。对于这个问题，胡绳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17）一文中认为："作为历史的研究方法，'论从史出'的说法看来是适当的。研究一个历史问题，首先必须掌握有关的史料，弄清有关的事实真象，从事实材料出发，进行分析研究，然后才能得出理论性的认识。"这里说的"论从史出"，"史"是指史料，"论"是指由史料引出的观点。这种"论"原来是寓于史料之中的，对史料没有起驾驭作用。用通俗的话说，即观点来原于史料。在历史研究中，这种提法是比较容易取得一致的。
    但是，史和论关系的讨论并没有因为"论从史出"的重新提出，并得到多数人的赞成而告结束。我们说，"论从史出"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的，但这只是解决理论来源于实践、史学观点来源于历史资料这个道理。从历史上看，不同的阶级、不同社会形态的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论从史出"的。被欧洲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和中国史学的太师爷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都是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写作完成的。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歌颂了雅典奴隶主的民主制，鞭挞了波斯帝国的专制和残暴；《史记》对正义和非正义的描述，还有各篇之中的"太史公曰"等等，同样都是"论从史出"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也是如此。中国的梁启超、胡适也是十分注重史料搜集和考证的。他们的史学观点同样也是"论从史出"的。至于无产阶级史学家，从他们的祖师爷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就十分重视史料，对任何历史问题的批判，都只有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才有发言权。可知，"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是研究历史的根本方法，是中外历代史学家的传统方法，只是由于时代、阶级不同，其历史观也有所不同，同样的历史资料，封建史学家、资产阶级史学家、无产阶级史学家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因此，"史"和"论"的关系的讨论，并不是解决对"论从史出"的认识就完了。其实，这里说的"论从史出"，"论"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论"，这里的"论"是指由史料引出的观点，而不是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如前所述，这场讨论的起端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和历史科学研究的关系，当时所说的"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泛指一般的历史观点，设若是指一般的历史观点，就不用花那样大的力气去讨论"史"和"论"的关系，正是在讨论中对"论"作了偏颇的理解，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理解成全面否定帝王将相的历史作用；把阶级斗争观点理解成研究历史要站在被压迫阶级一边。加上在"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下，这种被扭曲了含义的"论"对历史科学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现在才有必要回过头来给"论"和"史"的含义正本清源，重新理解和重新审查"论"的真正含义，目的是为了弄清楚历史科学研究实践中我们所遵奉的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究竟理解的对不对？哪些是属于我们理解错了的？哪些是本来就受历史的局限而缺乏普遍意义的？这些历史科学的理论对我国史学研究有哪些现实意义等等。只有对被扭曲过的理论加以澄清，历史科学研究才能从教条主义束缚的框架下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做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并有效地取得成果。
    五、在历史研究中认真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曾为我国历史科学方法的变革带来崭新的局面，这些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不可讳言，这当中也遇到一系列困难，由于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用被扭曲了的或理解错了的理论来指导研究历史。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里，历史科学研究不但没有得到健康发展，而且备受催残，在十年动乱期间，历史科学更走进了死胡同。于是，人们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自然要对曾经主宰过我国史学研究动向的理论进行重新审查和探索。
    在过去年代，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几个基本理论曾经存在着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最有生命力的，是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发展和前进的。但是，如果一旦被当成僵死的条条框框，真理就有可能变成谬误，并导致对历史科学研究的破坏。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里，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谈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原理是不会变的。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年代里，人们在探讨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时，更多的是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谈经济基础的决定力量，不致力去创造发展经济的条件，缺乏具体说服力。另外一个例子，是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应是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但是在从事巩固公有制经济时，却搞出一个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导致对生产力发展的极大阻滞。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点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并允许部分个体经济存在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就得到发展，颇有生机。这就说明对任何问题都不能教条主义的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